我這輩子參加過五次葬禮。雙親各一次、姊姊的一次、好朋友的一次。第五次,是同事的葬禮。那是我被分派到法國研究所的半年後,一位我很親近,常常照顧我的同事去世了。她離開的原因和我的父母、我的姊姊和我的那位朋友一樣:癌症。
對於我而言,那位同事其實不太算是平輩,而是像前輩一樣的存在。我在這個實驗室工作的前半年其實並不是很順遂,處處碰壁、而且沒交到幾個朋友。在我身邊她算是少數幾位能夠信任,靠得住的同事。
她的名字是章順,和我一樣是從中國派遣過來。中國的研究工作幾乎已經停擺了,像我們這種輻射研究員不是被遣退、就是像這樣被派遣到世界各地的研究所。她比我早兩年到這個實驗室,協助進行輻射觀測的工作。當我剛到實驗室時,她已經和實驗室裡的其他同伴打成一片了。
她的知識相當淵博。據說在數百年前,輻射污染還沒有這麼嚴重時,有所謂的「教授」。他們負責在大學教授各種專業知識,培育我們這種研究員。我這輩子沒有見過一位教授,但在我的認知中,章順是最接近教授的存在。實驗室的同事們,不管是從外地被派遣過來的新人,或是本地的研究員,只要遇到問題大都會去找她。如果要問我,我會說她的知識可能比所長還要淵博。研究所的所長也是相當可靠的人,不過章順懂比較多實用的技巧,在解決技術問題上還是章順比較可靠。
我剛到實驗室時,章順便很大方的照顧我。從日常起居到工作,在我還沒適應生活的那段日子裡,章順幫了我很多。當我的英語無法和外國人溝通時,是她幫忙居中協調。當我使用的儀器故障時,她主動協助我維修。
「大家互相照顧。」她總是這麼說。當我們這些研究員受她照顧,感到不好意思時,她總是說這是她的義務。對於實驗室裡的許多研究員來說,她是好朋友,是前輩,也是敬仰的對象。
也就因為如此,當她因為癌症去世時,幾乎所有研究員都到了現場。她病懨懨的躺在醫務室的床上,那是醫務室裡唯一一張靠近窗口的床,大家特別留給她的。她躺平在床上,頭微微向右傾,盯著窗外。她就這樣看著窗外的景色離開了,她沒有留下遺言,站在一旁的研究員們也沒有打擾她。大家就這樣站在她的病床邊,像是哨兵護送她離去。
她的葬禮相當簡便,畢竟在她離開後研究員包括我就只剩八位。葬禮辦在室內體育場,由華倫斯主持。他用英文唸過一些簡單的禱告詞後,大家輪流上前和她道別。
我經歷的前四場葬禮中,參與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甚至有些不耐煩。長大之後,我才大略了解為何大家會如此表現。在我生長的年代裡,世界人口急劇減少,過半數的人都因為輻射病或營養不良去世。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家已經習慣了死亡,自然不會有惋惜或著是悲憤的情感湧現。也因此,那些葬禮就像白開水一樣平淡,除了死者之外,我幾乎沒有印象。
但章順的葬禮,隨然只有八個人,且場面比前四次都來得簡單,但大家的態度顯然不同。站在其他七位研究員的身邊,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不捨和悲傷。當然,章順性格好,做人成功確實讓大家很舍不得她離開。但我想大家當時心中更多的是對於未來的不安,當研究室中最開朗、最具凝聚力的人物離開後,其他人該如何是好?
「結果他甚至不願意過來看看?」葬禮舉行到尾聲時,首席研究員華倫斯說。他並沒有特別對著任何人說,而是公開的表達自己的不滿。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唯一沒有出席的研究所所長。不過大家也都知道章順和所長的關係一直都不和,因此所長缺席也不奇怪。那場葬禮就在這小小的遺憾,和對於未來大大的不安中結束了。就像汪洋中的一場雨,大家更擔心的是前方要到來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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