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捧著友人的頭，像探親的人捧著簇新的電飯煲般，在萬頭贊動的月台登上回鄉的火車。
火車徐徐開出，逐漸加速，窗外鬱蔥的樹林化開了，一片深堪的綠色。
車廂擠滿了人，我坐在窗邊一個位子中，將那個頭放到膝上，輕輕撫弄友人的髮絲。我從來不知道他的頭髮這樣柔軟，按下如出水海綿；一會兒指尖又劃到他緊合的眼皮中，這片五厘米不到的皮，曾經順著他波動起伏的情緒眨個不停，或者索性緊閉起來，不想看清人間憂患。
對座一雙情侶挽著對方的袖子，在一片綠色中沉沉睡去，我身邊一位老婦剛剝開一個橘子，笑問我要不要分一小片。我揚了揚手，回報一個生硬的微笑，從背包中掏出一包餅乾開始咀嚼。
自從十三歲與友人一同離開家鄉，我一直沒有辦法回去，友人亦一樣。十七年後，因為友人，我終於可以回到我長大的地方。我離開座位打開車廂尾端的門，走到外邊點起一枝煙，呼出的霧與火車煙囪噴發的囂張的雲溶在一起，翡翠山巒頓成人間子宮。
小提琴聲幽幽響起，這是友人每晚放工後唯一的娛樂。十三歲時，我們走到對面街乘巴士到城市，我們早上七時上班，與數不盡的人在電腦前工作十三小時，以後每年遞增；回家鄉的路，也每年增長十公里。十八歲的那年，政府在電視廣告上說，為了讓人民享受豐足有意義的人生，政府特立例規定十八歲以上成人注射不眠針，更安排各地衛生局免費服務。幾天後我們收到政府的信件，通知我們去衛生局注射不眠針。友人捧出小提琴，為我斟滿一杯酒，酒色透明晶瑩，他先飲盡一杯，然後提起琴咿咿呀呀拉起來。我飲了那杯酒，頭有點暈，就被那傢伙帶去打不眠針了。
廿四歲時，我們每天已經要工作廿四小時，當我與友人都暗忖一天只有廿四小時，終於不用加班了的時候，老闆說每位員工由廿四歲起，減薪一千，以後每年遞減。我們說喂不公平，老闆說我們可以辭工不做，反正外邊也是一樣。我們唯有繼續我們早上七時上班，與數不盡的人在電腦前工作，廿四小時。
不久我因為氣管有毛病而被逼告假，遞信時老闆彈開幾呎遠大叫︰「放下就行了！混蛋！誰叫你貿然走進來！」。之後我便回家，躺在床上的感覺很差，我不能開工，也不可能睡覺，生活頓時沒了著落，但甚麼事也做不了，晚晚輾轉，呆呆地看著電視播放的陳舊默片；而友人，應該還在公司夜夜開工。然後，友人母親SEND E-MAIL來說，她病重，很想見見兒子，但友人要工作廿四小時，根本抽不了身。
一天，我在廚房咳得要命，友人突然回家，跟我說︰「我已經認不得回家的路了，你記得嗎？」我說︰「早幾天看電視時又想起來了。」他說︰「那就行了。請你回家鄉一趟，把這個帶回給我母親吧。」言迄已抄起鋅板旁的菜刀砍往自己脖子，血噴了出來，灑遍天花，還湧泉流往地板。友人一砍下就死了，刀子卡在頸骨裡，還沒砍乾淨，我拾起菜刀將脖子剩餘的皮肉砍斷，到廚房拿出一條熱毛巾將友人的頭細意揩拭，然後換過衣服，上網到火車站票務中心買票，執拾了簡單行裝，捧起那個頭，出門口。
我回到座位，再一次捧起友人的頭，我從來不知道他想些甚麼，如果我們有更多時間聊天，我想我不會記得他的小提琴聲。然而最近這個地方興起聽小提琴，所以我知道友人沒有死了，而是 與那些四處噴灑的血一樣，沒有任何紀錄，卻成為城市土地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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