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 - 紀清祤

　　我想問問您，立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可以凌駕於真相之上的？2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ＰＥＮＡＮＡEe2qwNQGLJ

　　作為一名記者，我已經受夠了在街上採訪二十分鐘，電視台卻只播報被採訪對象失言的那幾秒。

　　還有那些同行們，在街上逮著一個人就追問了不下二十次相同的問題，只想著逼出自己想要的回答後就能夠交差了。

　　一個不尊重事實的人，頂多是個操控語言的技師，絕對不是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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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紀清祤，三十一歲，是某個中立的小電視台的記者。

　　我在一個月前剛被櫝派的電視台解僱，原因是我和他們都不一樣，打好的新聞稿、採訪詞印出來後沒有放到櫝裡。

　　《說文解字》曰：櫝，匱也。

　　意即，我沒有把文件放到剛到公司時發給我們的箱櫃裝著送去審核部，而是用了木桶裝著。

　　這個月初因為這樣，被扣了一個禮拜的薪資和被記點兩次。

　　而且公司是極度排外的，茶水間裡的紙杯都印著櫝派標語，桶派的員工只能用隨身保溫瓶裝水。

　　如果只是單純的用錯容器，只會被記上一點和扣除一天薪資作為警告，但是我用的是木桶，是敵對派系桶派經常用來運輸文件的容器，所以受到比較嚴厲的懲罰。

　　至於為什麼我來到了這間公司，且聽我娓娓道來。

　　故事要從我被記完那兩點警告後說起，那兩點警告可說是我被辭退的導火索。

　　那天我一個在友公司上班的朋友跑來我們公司找到我。

　　「欸欸你手邊有櫝嗎？」他火急火燎的說道。

　　「有是有，在下面的抽屜裡，怎麼了？著急用櫝？我看你平常也沒在管的。」

　　「唉別說了，公司突然有新規定，規定一定要用櫝來運輸文件，我還是到公司才知道這件事，結果附近的木工師傅都說賣完了。還好你公司離得沒有很遠，我記得你們入職就有送一個，所以我就直接來找你了。」

　　他說完這句話後眼睛含笑，看樣子他非常滿意於他的智慧。

　　「用別的都不行？現在不是民主社會嗎？」我對他打趣道。

　　這又何嘗不是我對公司的不滿呢？我們公司早些年前就有這樣的規定，但近幾年突然加強取締，而且加重懲罰，搞得審核部發文件回來時我有時都找不太到自己的是哪一份。

　　更誇張的是，高層的理由是「便於管理」，可發回來的文件有時候甚至會放錯，昨天交出去兩份，今天收回三份，卻只有一份寫的是我的名字——還是上個禮拜失蹤的那一份。

　　有時候我遇到這樣的情況還不知道我是否該笑，我笑，是因為這件事荒謬得不像真的；我不敢笑，是因為它就發生在我身上，而且天天都在發生。

　　在我賴以為生的工作裡。

　　可笑的是生活中總是充斥著這些荒謬的事，我在櫝被朋友借走後，沒有別的容器能盛裝文件了，於是我餘光瞥見一旁的木桶。

　　明明高喊著櫝派的理念、口號，卻在辦公室裡放著「我們」所排斥的桶，難道是被桶派滲透了嗎？

　　肯定又會說，是我們基層被桶派滲透了。

　　就算是高層做的，也永遠不會被曝光。

　　基層員工嘛，不就是用來背鍋、用來犧牲的嗎？

　　令我不解的是，就算基層被滲透了，那又能如何？公司機密難道是基層能接觸到並偷偷報告給敵方的嗎？

　　爭這些到底有什麼意義呢？用櫝裝、用桶裝，不都一樣能裝嗎？

　　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就一定得在這二者中選一個。

　　總之，辦公室裡出現的桶讓我對公司的底線有所不解，於是抱著試試的心態，我用桶來盛裝我的文件遞交到審核部，即使我邊上還有一個木匣，乾乾淨淨的。

　　要是那天用了那個木匣，應該也不會被辭退吧？

　　被辭退也未必是壞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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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我到公司時，看見我的辦公桌上放著我的櫝，上面貼著一張紙條。

　　「謝啦兄弟，你幫我逃過一劫了，聽說昨天有人沒用櫝就被辭退了，你這大恩大德，小弟此生不能忘，有空我請你吃飯！」

　　署名後還加上了一個令人很難理解的繪圖，看樣子應該是想表達眨眼睛這類俏皮的表情，但他畫的頗有二戰後抽象表現主義的神韻。

　　笑著收拾桌面後，發現還有另一張紙條。

　　「11:00到梁委員辦公室說明。」

　　梁委員，是我們記者組的頭子，也是整間公司的執行長，他是一個很堅決的櫝派主義人士，我尊重他的堅持，但我不喜歡他強迫底下員工也要和他一樣的行爲。

　　應該說，他從未明確地要求我們支持櫝派，但他的人格魅力影響了一些在我們頭上，或是一些職位相仿的同僚，讓他們堅決的支持櫝派，接著那些人就會大規模的推銷櫝派的美好。

　　有些甚至會批鬥所有不是櫝派的人，不知為何，明明大家都有接受過義務教育，為什麼有些人的言語中總是能散發出未被知識浸染的愚蠢。

　　二分法，只要不是完全支持櫝派，就是桶派，就是敵對公司的走狗、同路人。

　　我不太能釐清這其中的邏輯關係，但那也不是特別重要了，畢竟釐清了之後還需要說明給他們聽，自取其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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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仔細觀察過我的同事們。

　　早上的辦公室通常安靜，只有幾聲鍵盤打字的聲音與咖啡機運轉的嘶嘶聲響。

　　在前往梁委的辦公室前，我正好有雅興觀察一下我的同事們。

　　剪輯師阿煥是個沉默寡言的人，總是戴著黑框眼鏡，滑鼠一點一點拖曳著時間軸。他從不談論立場，櫝派或桶派對他而言，只是影片開頭的標誌不同，至於內容是真是假，他說：「和我沒關係，我只負責剪得好看就好。」

　　那天，我聽見他接電話時，用著一種無奈卻習慣的聲音說：「好，我會在標題裡放『震驚』，不然要放什麼？……好，好，放『最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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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師阿成和我不同，他是個徹底的櫝派支持者。

　　「你知道嗎？櫝派才是這世界的王道啊！」

　　每次喝完咖啡後，他總愛用這句話當作總結。我看著他腰間掛著的穩定器與麥克風收納袋，那裡別著的，是印著櫝派徽章的織帶。

　　「如果沒有櫝派，世界早就亂了，桶派那些人根本沒有遠見，只知道天天喊自由自由，到頭來什麼都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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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過他：「那我們記者不就是天天喊自由的人嗎？」

　　他楞了一秒，隨即笑道：「哪有，咱們不是在為真相努力嗎？真相，就是自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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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組的小若是桶派，她很少在公司提起自己的立場，甚至不帶桶派便當盒，僅用一個透明玻璃保鮮盒盛裝午餐。

　　那天午休，她和我同桌吃飯。

　　「小紀，你會害怕嗎？」

　　「怕什麼？」

　　「怕哪天被查到我是桶派。」

　　我頓了頓，夾起便當裡最後一片胡蘿蔔，慢慢咬碎後，才回道：

　　「那不是很正常嗎？櫝派的人也怕被誣陷成桶派，桶派的人也怕被舉報成滲透者，總要怕點什麼，這樣他們才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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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低下頭，用湯匙劃著剩下的飯粒。

　　「我只是……不想被誰定義成什麼。」

　　我看著她指尖隱約顫抖，沒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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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頓飯後，編輯組有人在茶水間議論，說她晚上搭電梯時從包裡掉出一個桶派貼紙。

　　隔天，她就請了長假，說要回老家陪母親，之後便再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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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叩叩——

　　無人響應。

　　叩——叩叩——

　　……

　　叩叩——叩——

　　……

　　看了眼手錶，確實是11:00整。

　　叩——叩——叩——

　　「請進。」

　　「梁委您好，請問找我是有什麼事需要吩咐嗎？」

　　「你昨天交稿子的時候用什麼裝的？」

　　他斜眼看我，好像在看一個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一樣。

　　有些人還在職，但好像已經被離職了。

　　「用木桶。」

　　「用木桶是有什麼考量嗎？」

　　他的表情先是呈現一個略顯驚訝的樣態，隨後冷峻下來。

　　我知道如果沒回答好，這份工作就丟了。

　　「因為隔壁公司的朋友下午把我的櫝借走了，我以為他們審核很快，沒想到這麼慢，我在截稿的時候一時找不到適合的容器，在辦公室角落看到木桶，便拿來用了。」

　　「你知道桶派的行徑有多惡劣嗎？」

　　「我比較孤陋寡聞，如果您方便的話，請和我分享。」

　　「不方便，去網上查查吧。紀清祤，你違反了公司規章，無正當理由，擅自使用除櫝以外之容器盛裝文件，記一點和扣繳一天薪資，而你用的是木桶，罪加一等，額外記一點和扣繳六天薪資。」

　　「為什麼從一天變一個禮拜？」

　　「你有意見嗎？」

　　「蠻大的，如果你執意要扣繳我一個禮拜薪資的話，我申請公司不使用我一個禮拜的新聞稿。」

　　「憑什麼？」

　　「憑你沒付錢，無權使用我的創意。」

　　那場會談就這樣不歡而散了，與其說是會談，更像是戰勝國在與戰敗國談條件合約時一樣。

　　當我在下個禮拜發薪日收到薪資單時，果不其然少了一個禮拜的份量，我已經對公司保有一些質疑了，我違規在先，我能夠接受受到懲處，但我遭受到的不僅止於帳面上的懲處。

　　在那天之後，我經常能在路過茶水間時聽到有同事在談論「間諜」的事，興許是我太過敏感，當我路過他們的座位時，他們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袋正在行走的放置了三個月的垃圾，避之唯恐不及。

　　他們已經為我打上標籤了，說實話，標籤文化看似是一個很好介紹自己的一個方式，其實只是為了滿足人們彼此詆毀的便利。

　　不知不覺間變得有些形似於「政治」了，桶派與櫝派的鬥爭不僅存在於公司內、容器的使用上，更已經被炒作到意識與認同，也融入到生活裡了。

　　我實在承受不住這些如利刃的尖銳目光，我看誰都想是在厭惡我，聽任何的話語都認為是在諷刺我，我已經有些壓抑了。

　　在發薪日當天還發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在當週的報導中，我撰寫的稿件被刊登了，作者欄中並沒有出現我的名字，那篇看似中立的報導中被添加了幾個引導輿論的關鍵詞，我很慶幸我沒有出現在作者欄裡，又痛恨著他們肆無忌憚地盜用我的文章的行為。

　　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心理，我希望我的文章被大眾看見並接受，同時我又希望我的文章不會被過分的錯誤解讀。

　　我能理解文章發布時就有被誤解的風險，但我沒有料想到的是，誤解是發生在撰寫完到發布之間的事，還被莫名其妙的加筆。

　　我突然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父母不能接受小孩去打耳洞、刺青或整形了，這和我經歷的事有些雷同，我的文章經過刪去關鍵訊息、加上誤導消息和扭轉全篇語氣引導輿論，他不再是最開始的樣子了，連我作者的身分也被剝奪了。

　　那天上午，我接到一通越洋電話，是大學時代同系的學長阿瀚。

　　「小紀，還活著啊。」電話那頭傳來爆炸聲，接著是士兵吆喝的吵雜，背景音裡夾雜著他吐煙的聲響。

　　「學長你在哪？」

　　「烏蘭克邊境，政府軍跟反抗軍又幹起來了。」

　　我握著手機，覺得他說得就像便利商店咖啡漲價一樣稀鬆平常。

　　「你瘋了嗎？那邊不是已經禁止記者入境了？」

　　「禁止？這種時候才要來啊，不然要等簽證中心掛上『歡迎觀光』嗎？」

　　他笑了笑，音質斷斷續續，依稀聽見附近傳來孩子哭喊。

　　「怎麼，打來找我幹嘛？」

　　「問問你，最近在寫什麼？」

　　我頓了一下，看了眼電腦上標著「立場一致指標」的文件名，沒說話。

　　「哈哈，小紀啊。」他輕輕吐了口煙，「我今天看到一個小孩，他的家被炸沒了，爸媽死在廢墟底下，他坐在那邊啃一塊燒焦的麵包。」

　　「……」

　　「我問他，『你怕嗎？』他說，『怕啊，但還是要吃飯。』」

　　我閉上眼，指節泛白。

　　「你知道嗎，小紀。戰場上沒有立場，只有子彈跟死人，還有沒死卻快餓死的人。那些坐在電視機前面喊著要支持誰、譴責誰的，沒一個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那真相呢？你還相信真相嗎？」我問他。

　　他沉默了一會兒，背景音裡響起一連串砲擊聲。

　　「真相？」他笑了，「真相就是今天死了幾個，明天會死幾個，後天我會不會死。真相很簡單，小紀，真相從來都不複雜，是人把它複雜化，好讓自己睡得著。」

　　「……那你還去戰地做什麼？」

　　「我想睡覺啊。」

　　說完，他掛斷了電話。

　　想睡覺……我也想睡覺了。

　　我放下手機，看著空蕩蕩的辦公室，忽然想起，這裡明明沒有戰火，卻處處是戰場。

　　那些人每天喊著要戰鬥，卻從沒想過，他們戰的到底是誰。

　　我受夠如此荒謬的公司了，我決定通過內部申訴的方式來爭取我的權益。

　　意想不到的事往往出現在成竹在胸時。

　　視窗上顯示的「請問你是否堅決的支持櫝派，拒絕桶派的滲透、投敵？」直接榮登我生平遇過最荒謬的問句。

　　僅僅是這段文字還不夠荒謬，最荒謬的是他出現在櫝派公司的內部申訴系統表單中的第一關。

　　是有多大的危機感，才能促成這樣的戒備心理？

　　我隨手按下「是」，將資料填完後，填寫申訴事項：「公司使用我的文章並擅自修改，且未在作者欄標明我的名字，嚴重侵犯了我的權益。」

　　申訴單像石沈大海，在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內完全沒有回應。

　　我決定到辦公室去和他理論。

　　叩叩

　　……

　　叩叩叩

　　……

　　碰！

　　「怎麼了嗎？」

　　他笑臉迎人。

　　「我的東西呢？」

　　我冷顏以待。

　　「你有東西放在這忘記拿了？」

　　「算是有。」

　　看到這賤畜的嘴臉就能輕鬆的猜出申訴單根本就沒用。

　　「是什麼呢？」

　　「申訴單你看了吧？」

　　「看了，又如何？小紀，你那麼年輕，應該不懂吧？這些事在我這裡隨隨便便就壓得下來了。」

　　「我會告你的。」我氣得咬牙。

　　「告吧，最好還要鬧上新聞，再給你上兩課，一、這種劣跡，用錢就能擺平，二、在立場面前，真相不值一提。」

　　他說「用錢就能擺平」的時候，語氣裡沒有絲毫可恥的遲疑，那是一種習慣了的從容，就像銀行櫃員報出帳戶餘額。

　　隨後他便甩門揚長而去。

　　我留在門外，從一開始我就沒有踏進過那個空曠的空間，擺放著巨大魚缸、四字匾額、巨型商業辦公桌的空間。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權力的不對等造就了權利的不對等。

　　我回到位子上後開始撰寫著下一篇的新聞稿，儘管這篇在被送去審核部時就會被刷下來，但我內心那抹自尊不允許我低頭，我決定將這些事件全部曝光，讓他，乃至整間公司，顏面掃地。

　　「別墅裡面……」

　　「銀龍魚……」

　　周圍的同事還在哼著最近蠻熱門的單曲，還記得上次因為聽了一些鄰國的歌曲分享在網路上邊被抨擊，打上鄰國同路人的標籤，自那以後，我就不敢分享我熱愛的音樂了。

　　人們說大學是社會的預演，而職場，則是預演永無終止的一場延長賽。

　　不知怎麼的，好像一定要有一個鬥爭才會有活著的感覺，無論做什麼事都有特定的鬥爭，棒球時我們的敵國是韓國，平時我們的敵國是中國，談到日治時期時日本又成為了我們的敵國，其餘的國家，如俄羅斯，就如同薛丁格的貓一般，處於量子疊加態，同時是敵國與盟國，以事件發生為基準觀測時，才會有特定的標籤。

　　當我把文章撰寫完成，提交出去，準備回家倒頭就睡時，我瞥見了某個新聞網上的一則報導。

　　內容大致上就是在詆毀在野黨，無限捧高執政黨的作為，還提到了什麼「大罷免」。

　　罷免是制度允許的行為，我認同並尊重他們，但我為什麼需要在完全沒有理解來龍去脈的時候就要被抓著高呼「大罷免大成功」的口號，且我只要對這樣的行動發出一點質疑，或者是較為負面的評論。

　　我便會被開除國籍。

　　我以為言論自由是為了讓更多知識分子能夠討論讓科技、社會福祉更進步的東西，沒想到是為了分裂國家。

　　看著那些群眾——不，信眾，像是水池裡的銀龍魚一般舞動著，就感到特別滑稽。

　　我覺得社會病了。

　　不只是群眾病了，連媒體們也都病了。

　　我們被要求斷章取義、連基本的查證都不進行，便把資訊一股腦地塞給民眾們。

　　我沒想過真相竟如此廉價。

　　真相開始不再重要，人們只願意相信他們想相信的，同時也會看見他們想看見的。

　　政府也病了。

　　先是默許提供假訊息，再讓民眾們提升所謂的「媒體識讀」。

　　如果完全杜絕了假新聞，還需要「媒體識讀」嗎？

　　我以此為主題撰寫了一篇新聞稿，隨後提交出去，我以為所謂的言論自由足以支撐我批判這樣子的荒謬，可惜我誤會了。

　　他們只需要一種聲音，我誤診了。

　　我收到了辭退的通知信——或許說信不是那麼的恰當，是在一個平靜的深夜，我剛播放完「鍵盤」的新專輯時，手機上一個未知的電話號碼傳了一則簡訊過來。

　　「紀清祤職員，你因違反公司規定而追記警告一點，累積已達三點，將依規章將你辭退。」

　　我不知道我違反了什麼，我甚至不知道被記三點後就會被辭退。

　　我開了燈，看著窗子內反射的自己，明明我才三十一，看上去卻染著些許滄桑。

　　低頭看了看手機，螢幕上恰好是「鍵盤」新專輯主打歌副歌的歌詞：「請告訴我忍住眼淚的方法吧。」

　　忍著眼淚的方法，當一個人從內部被痛擊、悲慟到一個程度時，是不需要忍住眼淚，也沒有眼淚的。

　　被辭退後，我沒了工作，沒了主要的收入來源，我變得好像行屍走肉，到處尋覓著下一份薪酬。

　　可我在兩派裡的名聲都極糟，依我以前那樣直言不諱的寫作方式遲早會讓自己再次被辭退。

　　如果我改變了，我去迎合他們，那這社會才是真正的病入膏肓。

　　在我迷茫之際，有一間新成立的「中立」電視台找上了我，也就是我目前在職的這間公司。

　　他們支持我自由寫作，想批判誰就批判誰，不必畏懼被吃文。

　　而且內部嚴令禁止假新聞，就算是驚天大秘辛也必須嚴謹查證後才能播報，即使這樣會落後其他電視台。

　　可說是最理想的電視台，在這裡我好像找回了那個叫做快樂的東西。

　　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在一無所有時往往更加勤奮努力，這就是人的天性。

　　快樂與享福像是尼古丁，一旦我們感受不到就會拼命去爭取。

　　成癮了。

　　我享受在這裏的一切，尤其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我可以撰寫不同立場的文章，可以褒贊在野黨、批判執政黨，反之亦能。

　　這裡只需要真相，不需要立場。

　　這才是新聞業。

　　我只需要播報最準確的新資訊給觀眾，這才是我們的工作。

　　至於操弄政治語言，那與我的行業無關。

　　我很快便在這間公司展露頭角，公司的股價也因我們辛辣的風格節節高升。

　　「行啊小紀，我們照著這樣繼續幹，總有一天超越你那該死的前公司，像是『監獄』，對吧？」

　　「前公司確實像，但也不完全是吧，畢竟人家只是比較激進而已，和我相性不太好，也沒必要這樣詆毀人家啦。」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由』才是我們國家的主旋律，無論是什麼自由都好。」

　　「但是假新聞和言語暴力都包括在『自由』裡。」

　　「……那完全的自由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福無雙至，我們的作風很快便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執政黨因為不喜我們曝光他們的醜聞，給了老闆錢，要我們隱瞞真相。

　　我相信老闆不會收這種錢的，我是這麼相信的。

　　很遺憾，不是每個人都有義務承擔並實踐你的信任。

　　他收了錢，要求我們改變立場。

　　「老闆，他們給了多少。」

　　「小紀，我知道你不喜歡這樣，但……你要為公司著想啊！」

　　「我們改變風格不會讓公司受挫嗎？」

　　「唉……我都明白，你跟著我幹了這麼久，我也不希望這樣子的，你忍忍吧，他們給的真的太多了……」

　　他用手比劃了一個二的形狀。

　　「兩百萬……？區區兩百萬，你就賤賣你的靈魂了嗎？」

　　「兩千萬。兩千萬一則新聞。」

　　「……」

　　兩千萬抵一則醜聞，確實能夠養活整間公司，畢竟我們還只是初具規模而已。

　　「小紀啊，你也三十了吧？也該知道，這個社會是用錢和權力堆疊起來的。」

　　我無言以對，只能瞪著他。

　　「如果不這樣的話，公司就沒了，你是想跪著賺錢，還是想站著要飯？」

　　「錢不是萬能的，這句話啊，只有那些很有錢的人才會說出口。因為他們想要的東西，早就不是錢能買得到的了。」

　　「你懂嗎？大家都在提倡勤奮、努力、勞苦、苦盡甘來，我能躺著賺錢為什麼我要坐著、站著甚至跪著呢？我能先甘再甘一直甘，為什麼要苦呢？」

　　「因為富人需要窮人啊，他們需要勞力啊，你說這個社會需要真相？不，這個社會只需要『被需要』的真相。這個社會是圍繞富人轉動的。」

　　老闆一連輸出了幾段句子，我一句都不能接受。

　　也許這就是現實，現實與理想總是一念之間，有著一線之隔，而在我的現實裡，那是條地平線，我看得見，但無法觸及。

　　回到家的瞬間，我有點恍惚，突然想到老闆還沒開除我，還沒開除我這個異端、雜質，興許是他老人家最後的溫柔。

　　可他明明知道我是那樣的倔，為什麼還要留著我？

　　我不知道，也不願再去了解。

　　就把他的溫柔，當作是真相吧。

　　是我需要的真相。

　　是我願意相信的真相。

　　隔天我照常回到崗位，看著同事遞來的採訪片段，有一股熟悉的味道，定睛一看，和前公司的風格很像。

　　沒想到，沒想到。

　　又回來了。

　　我失去了快樂，成癮的我遂有了戒斷反應。

　　我不顧老闆的叮囑、同事的阻撓、好友的勸戒，寫出了一篇相反意見的文章，並提交審核。

　　令我意外的是，順利的過審了。

　　為什麼？通篇怒斥執政黨的文章竟然過審了？

　　上層沒有阻撓，順利的發佈於各大平台。

　　我想通了。

　　在各大平台的留言處有著大量批評的言論出現，大多數帶有人身攻擊，少部分開除國籍，極少部分開除物種認同。

　　這樣的事還在不斷重演，說明社會病了。

　　病灶位在哪呢？

　　我只是一個小記者，不太懂。

　　但我猜，可能在政府對人民的操控中。

　　既然是民主社會，那當然對人民進行操控、讓人民同步率提升，更有助於快速發展。

　　於是變成了一言堂。

　　我想說出真相，但真相可以用金錢丈量。

　　我想邁過立場，但立場不能與權力相反。

　　我想成為記者，但記者記著記住了虛偽。

　　三行控訴，是審查的極限。

　　我還是想，記著一些事實，導出一些真相。

　　我看著我大學的同學，從記者，變成了語言魔術師，又變成了某間公司的高層。

　　我看著那些原本採訪地一塌糊塗，問題準備地稀爛，完全就是外行的同事，從街頭採訪企劃的記者，變成了街頭採訪企劃的企劃人。

　　他們的能力沒有變化，我其實早該知道的，古代帝王選太子時除了選賢能以外，還選他們的立場。

　　是我沒有以古鑑今，才落得無法看透這點。

　　還記得故事開頭那位隔壁公司的朋友嗎？他的能力在我之下、做事不靠譜，常常把上頭交代的任務忘記，臨時來找我借容器還沒想到「如果他也沒了呢？」的補救措施。

　　這樣既不貼心、也不靠譜的人，卻憑著堅定的立場，坐上了秘書的位置。

　　該說人生不公平嗎？

　　做「對」的選擇就能一帆風順，健健康康地賺得盆滿鉢滿。

　　而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做選擇。

　　要說人生很公平嗎？

　　做「對」就是賞，做「錯」就是罰。

　　是很公平，但這是公平定義的「對錯」嗎？

　　還是其實，所謂的公平，我們所奮力爭取而來的公平，其實是社會的不公所捏造的。

　　我們總是質疑他人的否定，卻從未質疑過否定本身。

　　我沒看透立場正確能帶來的利益，我實際上就不是一個《博弈論》裡合格的理性人。

　　隔天，老闆把我叫到辦公室。

　　「小紀，那些留言你別太在意，都是些網軍。」

　　「我知道。」

　　「他們說對你沒有惡意，但要人民團結的話需要有領頭羊，還需要有出頭鳥能打。」

　　「所以他們需要不同的聲音的原因不是想進步？」

　　「某種意義上是想進步，想讓人民的團結力進步。」

　　「為不同的聲音貼標籤、惡意中傷，這不像是能團結的樣子。」

　　「面對同一個敵人時，就會團結了嘛。」

　　「如果我們需要同一個敵人的話，就不應該將應該擁有的友軍抹黑成叛徒，甚至是間諜。」

　　「那是他們的意思，我也無權過問。好了小紀，你若是想好好過下去，就放下自尊，你那微不足道的自尊。」

　　——微不足道的自尊？

　　不值錢的東西自然是微不足道的，自尊嗎？不，更像是職業道德。

　　作為記者，必須把事實與真相報導出來的職責，如果捨棄了這項職業道德，那我應該算半個作家。

　　「老闆，我不覺得我們不需要不一樣的聲音，更不覺得，我們不需要真實的東西。」

　　「小紀，他們不需要『不真實』的東西。我只能說到這，你自己考慮吧，我盡可能保你。」

　　「不用，我不想連累您。」

　　「沒事，很少有像你這麼有骨氣的年輕人了，但做這項產業，就是要面臨這種事，希望你能早點適應。」

　　到了那時，我也被傳染了吧。

　　我做著熱愛的工作，卻被逼著做不符合職業操守的事，但我一直堅持著，堅持著我的自尊。

　　到後來，看見那些拋下自尊、拋下職業操守的人們各個飛黃騰達、平步青雲，而我卻原地踏步，輾轉幾間公司。

　　我明白，熱愛、尊嚴和道德都是不能套現的，都是次等價值的東西。

　　我明白這件事不是因為我看得多透徹、多清晰，是因為我也病了。

　　我和他們同化了，想法達到了一致。

　　我也隨之得到了許多利益。

　　這種病會好嗎？

　　也許不會，可能是種絕症。

　　人們總是害怕失去，有了這樣子的利益，怎麼還會放棄呢？

　　你可以成為勇敢的人，但你不能逼別人成為勇敢的人。

　　而我，是那多數的，膽小的人。

　　我看著老闆玻璃大魚缸裡不斷舞動的銀龍魚，他們被囚於這巨大的缸裡，還是拼了命地去掙扎，想方設法的找出一條生路，依靠著老闆的餵食與打氧才能倖存。

　　生活就是巨大染缸。

　　那些魚們，可能窮盡一生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沒辦法逃離這幾十立方公尺的空間，他們在缸裡。

　　我知道，老闆不願意放手的話，他們就該永遠在裡面，因為他們還有價值。

　　人不能知道魚是否是快樂的，那人呢？

　　人能知道對方是否是快樂的嗎？

　　人能知道其他人是否是快樂的嗎？

　　人能知道，自己是否是快樂的嗎？

　　「清祤，媽媽只要你記住一句話，你什麼都可以不要，但你要好好的生活著。」

　　真相還重要嗎？

　　不，媽媽的話還是比較重要的。

　　我記不清媽媽最後一次講這句話是什麼時候了，可能是在高考前，可能是在我拿著第一筆採訪費買酒回家的夜裡。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因為我的文字終於能換成錢，能給媽媽買營養品，也能給自己買下一瓶不太便宜的清酒。

　　可現實總以重拳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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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媽媽還在的話，她會怎麼看我呢？

　　她會在廚房切著胡蘿蔔，轉過頭，用那雙佈滿細紋的眼睛看著我，輕聲說：「清祤啊，人啊，不是靠嘴活的，是靠肚子活的。」

　　我想像她說完這句話後，會俐落地將切好的菜倒進炒鍋裡，熱油噴起細碎的響聲，她不會回頭看我，但會補上一句：「雖然你是靠嘴吃飯的。」

　　我總是笑，笑完就沉默。

　　那時候的我不懂她話裡的意思，只覺得自己學了新聞，未來能靠著這張嘴走遍全世界；現在才明白，她是說，人終究還是要能吃得下飯，睡得著覺，才算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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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很久沒有好好吃頓飯了，午休時間總是匆匆忙忙地扒完便當，晚上回到家也只想倒頭就睡。

　　有時候我會突然在深夜醒來，夢見那些銀龍魚，夢見它們在水裡游啊游，游得那麼快，卻永遠都在原地打轉。

　　我夢見牠們張著嘴，沒有聲音地嘶喊，眼睛睜得很大，魚鱗在水波裡閃爍著銀白色的光，像是有人拿著刀子，在月光下緩慢地磨。

　　我看著牠們，心裡想，這就是我們啊。

　　我們也是這樣，張著嘴，說著話，卻什麼都改變不了；我們也是這樣，拼了命地游，卻永遠無法離開這缸水。

　　後來我不做夢了。

　　我開始習慣在每篇文章裡，留下一句只有自己看得懂的話，就像是給未來的自己留下的路標。

　　那些話沒有人能讀懂，他們只會說，「這裡用詞不夠精準」，或是，「這句沒有新聞價值」。

　　可我還是留下來了，因為那是我的真相。

　　人不能沒有真相，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那就跟那些銀龍魚沒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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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還能堅持多久。

　　我也不知道，當有一天，我連這些隱晦的路標都寫不出來的時候，我會不會就此放棄。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了，我會做什麼呢？

　　我大概會回到媽媽的小鎮，租一間不到十坪的套房，拿著筆記本電腦，寫一些沒有人看的稿子，然後在便利商店買一瓶啤酒，坐在路邊，看著車來車往。

　　那樣也不錯吧。

　　至少，那樣的我，是自由的。

　　就算沒有真相，就算立場早已決定了一切，我還是能夠，作為一個人，坐在這片土地上，感受夜風，抬頭看見月亮。

　　只是啊——

　　媽媽，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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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更迭，月明風清，宇闊雲光映海寬。

　　四季無常，月清風淺，際遠心輕雨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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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清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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