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筆者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一直都沒怎麼看過香港文學。在中學的時候，學校教的大多是文言文，有幾篇現代，但也主要是內地文學。上了大學，修了幾門文學課，學過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讀了很多魯迅和張愛玲，卻還是沒讀過也斯和劉以鬯。唯有幾篇西西和李碧華的作品，還是我自己找來當休閒讀物看的。

所以，我想我有必要來學習一下香港文學，接下來幾個月，我應該會寫一系列文章，簡單介紹香港文學的流派和發展，還有一些作品的賞析，希望能讓讀文的各位對香港文學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本文作為這系列的開端，會先講一下香港文學的發展時期劃分，然後是作品的大致分類，以及它們興起的時間，為整個香港文學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歷史輪廓，以便各位參考。

文學發展時期的劃分，一般會以作家群體和整體寫作題材作為分類依據，例如當整個社會環境出現變動，作家的書寫題材往往會受影響，或者有一批作家會隨着這樣的社會環境變化加入或離開。而當這些轉變影響深遠得形成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學者一般就會在這個時期進行劃分，以區別出不同時期的特定寫作風格和風氣。

中國文學把新中國成立作為一個劃分點，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作品是現代文學，其後的都是當代文學，所以我們現在已進入一個當代文學的時代。

而在當代文學之下，再進行細分，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現時學術界並無一個定論。以下舉兩個常見的分法，給大家參考。

首先，在學者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中，是在七十年代劃一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間，香港文學主要處於在左右（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尋找自我價值和定位的尋覓書寫，但到七十年代後，香港文學便踏入具本土特色的都市文化書寫的階段。

此外，由王劍叢所著的《香港文學史》是採用十年為一時期的分法，五十年代為「自立期」，六十年代為「現代主義傳播期」，七十年代為「通俗文學繁榮期」，八十年代為 「多元化文學期」，這種分法自然是很清晰，很好記，但過於有針對性，反而容易忽略了同時期的其他文化現象，不禁顯得有點以偏概全。

除了上述兩個方法，其他研究香港文學的學者對此都有各自的見解。若你有興趣去了解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去閱讀劉登翰老師的《香港文學史》(194-195頁)，裡面有幾個段落總結了不同學者的看法。

40年代，全世界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後，中國又開始國共內戰，戰爭不斷，以致當時有不少內地文人選擇來到香港避難。因此，50年代前的香港文學，主要是由內地的左翼文人作主導。

直到新中國成立，大批左翼文人回到內地，亦有一批有右傾文人選擇南下，香港文學的主導權因而從左翼文人移交到右翼作家手中。其實當時也有少量的本土作家 (e.g. 侶倫)，但不論是在產量還是質量，都難以與當時的南下作家媲美，所以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

在這個時期的作品，其實仍未產生獨屬香港文學的色彩，南下作家的作品一般還是在回望過去的內地生活，而較少是著眼於香港的文化和社會現實。但當時的香港文學，已經逐漸走上與內地文學不一樣的發展方向。

這就與香港特殊的政治地理環境有關。香港在國土上是與中國相連，但當時正值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在新中國成立後，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與內地主流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產生衝突。再加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防止共產主義南下，並推崇美國文化，決定通過美國支持的亞洲基金會以資助形式在香港成立出版社和創辦刊物。這個美國為防止共產主義蔓延的文化措施，名「綠背文化」。在這措施下，人人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在香港成立，出版了很多有右傾思想的書藉、雜誌，如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的英文本也是在這時期出版。但當然，當時香港仍有不少的左翼出版社和作家，也創辦了很多報章雜誌，與右翼出版社抗衡，但整體的文化政治風氣，在那時候還是傾向右派。

除了上述作家換血的原因以外，香港的特殊政治背景使得香港陷入一種「孤島」狀態。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當時香港在地理政治上其實是與內地割裂的，但南下作家仍然一直在寫昔日的內地經驗，這自然會與香港讀者的「孤島心態」產生衝突。比起看南下作家就過去內地生活的敘述，香港讀者自然更傾向於看和他們現實呼應的本土作家的作品，這使得香港小說的創作重心慢慢從南下作家轉移到香港本土作家。

此外，在經濟方面，香港從一個轉口港轉變成製造業中心，使香港擺脫過往依附於其他經濟體的從屬地位，建立起自身的經濟實力。而這轉變亦使香港的社會心態從50年代初期的惶惑無主，轉變成有經濟底氣的自信安定。同時，隨着社會的現代化步伐，各類的社會問題也隨之滋生，浮出水面。這自然引起一種作家的關注，新的寫作題材因而誕生，以致他們從過往的內地經驗、政治書寫，慢慢改變為寫香港的社會現實的都市書寫。

因此在50年代，香港文學主要是走寫實主義的風格，描述那時期的香港社會和民眾生活。代表作家：舒巷城、金依、吳羊壁、張君默、海辛等。

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香港尤其著重英語教育。在整個社會運作，也是處處與英語，乃至西方文化有所聯繫。這樣的背景也促使一些西方的文化理論傳入香港，當中就包括劉以鬯等人大力推崇的現代主義，1963年出版的《酒徒》，其意識流書寫不論放在當時還是現在的文學界，仍有龐大的影響力。

而現實主義的實驗性文學，有一直延續到後期70到90年代的作家，如西西、也斯、黃碧雲等，只是這類嚴肅文學的娛樂性較低，有一定閱讀門檻，在香港難以成為主流。

隨着香港經濟起飛，港人生活水平提升，溫飽問題解決後，就有娛樂需要，香港的文化消費需求因而增加。加上，過往的香港文學常是為政治服務，讀者經常處於左右政治意識形態爭鬥的緊張氛圍當中，由此產生疲勞心態，而通俗文學的輕鬆詼諧正好迎合他們當時的需要，以致市場產生通俗文學的大量需求。一些寫慣嚴肅文學的作家，為了在這個重視資本、商業發展的社會得以生存，被迫無奈，也開始寫一些通俗文學。

香港通俗文學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文類：通俗小说，和刊登在報章雜誌的專欄雜文。香港的通俗小說種類繁多，自1950年代起便百花齊放：從傑克(黃天石)、望雲(張吻冰)那類帶有鴛鴦蝴蝶派色彩的言情小說，到金庸、梁羽生融合歷史與虛構的新派武俠小說；1970年代則有倪匡創作的「衛斯理」系列，開拓了華文科幻小說的疆界；同時，亦舒的新言情小說也在此時崛起，為女性書寫開創新風貌。還有一堆刊登在報章雜誌的雜文，當中題材體裁不限，有小說、散文、新詩以致一些評論性文章，但一般篇幅較短，屬於一次性的消費「快餐」品。

後期的香港文學，雖然通俗文學為主流，但當中有不少作品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飽滿的人物塑造、嚴謹的故事情節、細膩傳神的筆法，使得作品具有嚴肅文學的色彩。因此，有不少學者會偏向認為後期的香港文學，主要走一個半嚴肅半通俗的風格，作品難以明確歸類於任一類型。

時至今日，香港文學仍以各類通俗作品為主導。雖然文字多數淺白易懂，但在主題上，仍可見作家們對各種社會議題乃至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持續有不少優秀作家在默默耕耘，筆者期待香港文學的往後發展，亦希望各位能夠多多支持香港的本土創作。

上述內容，若有錯漏，請不吝賜教。本文章只談及有關香港小說的發展歷程，之後一段時間應該會出不同作家的作品賞析。如果對香港散文和新詩感興趣，可以留言告訴筆者，我會考慮就相關主題做幾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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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黄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著：《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