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2日，冬至，年內夜最長的一日。
這一天，距離我最後一次見到大哥趙添龍，剛好整整過去十年，那是他唯一一次允許我到他九龍寨城的家做客。
這一天，也恰逢香港九龍寨城公園正式開放——昔日的“黑暗之城”被清拆重建，沉寂多年後終於重見天日。多得內部朋友相助，我總算成為第一批遊客。
時隔多年踏足已是“綠色天堂”的寨城，密集壓抑的建築不復存在，我只覺陌生。刻有“九龍寨城”四個大字的花崗岩石額不知在哪年被一分為二，頹然地歪倒在草地上，早已無力訴說百年間遭遇的變故。
坦白來講，我對園林景觀興趣不大，此行目的也並非懷古，而是希望借此能找回當年跟大哥來這裡的感覺，哪怕只有一絲也好。可惜，跟隨人群逛了幾處，我發現其中對近代生活的記載並不多，頓覺索然無味。我只好找了角落的石凳坐下，燃起一支煙，回想起我和大哥相處的點點滴滴。
趙添龍是我同母異父的大哥，年長我八歲，看著我從小長到大。雖然我們只有週末才能見面，但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有時我甚至認為勝似親兄弟——畢竟大哥不會像同學的親哥哥一樣欺負弟弟，他似乎只會對我好，最多在我不聽他話的時候，假意嚴肅地說一句“阿洋聽話，我可是你大哥！”等我終於妥協，他就會抱起我，摸著我的頭說“阿洋真乖”。
從我記事起，大哥每次來，都會偷偷塞幾顆糖給我，也會帶幾本租來的連環畫書一起看。有時帶我出門玩，他總會買一根棉花糖放到我手裡，我努力舉到他嘴邊，他卻只是吃一口，又摸摸我的頭，說：“大哥吃好了，阿洋要多吃些，快些長高，幫阿媽做家務，知不知道啊？”我點點頭，邊吃邊笑，大哥看著我，也笑了。
可惜，小時候的我並不能十分搞懂大人之間複雜的關係，總是纏著大哥說想每天和他玩，問他為什麼不能從九龍寨城搬過來一起住，問他為什麼週末還在穿校服……如今想來卻是無盡的悔恨，雖說童言無忌，但正是這種直白的話語，才最容易傷人。
大哥鮮少提及自己的父親，卻總是在看到我家書櫃裡的全家福時，說羡慕我有個做阿Sir的父親，而我往往會不滿地嘟起嘴，拉著大哥的手說：“可是阿爸經常不回家……我想他天天陪著我。”我的父親的確是一位阿Sir，但他也是個不顧家的工作狂，為保證差館隨時有人手服務大眾，假期總會主動申請值班，即便是冬至和春節這類一家人團聚的傳統節日，也不例外。
這時，大哥會蹲下來，雙手扶住我的肩膀，認真地說：“阿叔肩膀上有星，要維護治安，好辛苦的，阿洋多體諒下阿叔，知不知道啊？”
“大哥，我只是不想每天家裡只有自己一個人，有時候好害怕……”我還是感覺很委屈，因為阿媽每天也工作到很晚回來。
“阿洋別傷心，那以後大哥週末多來陪你，好不好？”大哥抱住我，輕拍我的後背安慰道。
這之後，大哥居然真的每週六晚上也留下來陪我，除了給我煮飯，還會在睡前給我講故事、唱“月光光 照地堂”。聽阿媽講，在我只有兩三歲的時候，大哥也是這樣哄我睡覺的，有時候，他只唱了幾句，自己就先累得睡著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從小學升到中學，大哥也從中學畢業。我漸漸知道大哥的理想是成為一名阿Sir，但他沒有向我透露太多，也讓我不要告訴阿媽，等他成功考取再給阿媽一個驚喜。
我以為快樂的日子會一直延續，總有一日大哥會神采奕奕地穿上警服，讓我和阿媽為他拍照。但我沒想到，別離的時刻竟如此突然。
十年前的冬至——1985年12月22日，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大哥家裡，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對香港人來說，冬至大過年，一家人通常在這一日齊齊坐下吃團圓飯“做冬”，但這個習俗對大哥家和我家都不適用。大哥的父親酗酒成性，極少有清醒的時刻——這是我後來才從阿媽口中得知的。
我的父親則難改工作狂習性，母親拗不過他，只得在家裡的廚房忙活一番，送飯回來後，才和我一起吃飯。因為冬至的飯桌上，一定要有一道雞的菜式，而這一點差館食堂似乎並不能保證。
說來奇怪，從1979年我5歲能記事開始，到1985年我11歲，我從來沒有堅持要去大哥家裡玩。而只有這一日，無論他怎樣安撫我，我都吵著鬧著一定要去他家看看——那可是知名的“三不管”地帶，對當時寨城外年少的我來說十分具有吸引力。
雖然大哥一向順著我，但此前每次我提出這個要求，都會被拒絕，只有這次不知道為什麼，他在我堅持一番後居然同意了。這之後的每一日，我都在懊悔，如果我當時不那麼任性，這之後的一切遺憾是否就可以避免。只可惜，人生並沒有那麼多“如果”。
在去寨城的路上，大哥握緊我的手，一直叮囑我路上不要到處看，也不要鬆開手，因為社區治安不好。想著可以進入寨城探險，我既緊張又興奮，又想著大哥是否過於謹慎，畢竟連環畫裡的主角，在寨城裡可是暢通無阻的。
大哥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路上的幾個古惑仔攔住我們，說我是生面孔，進來就得交保護費。最初大哥賠上笑臉，但對方不依不饒，甚至伸手想揪住我衣領。大哥向前一步，強硬地擋在我身前，怒聲道：“小朋友你們也不放過？”
大哥這一喊，讓古惑仔把注意力轉向他，有個人拿出一把刀想嚇唬他。大哥轉身一腳踢過去，卻被對方躲開。對方順勢一刀砍向大哥後背，大哥側身一躲，卻慢了一步，背上還是多了一道口子。那兩人見大哥背上開始流血，急忙轉身跑掉。
“大哥，我們得趕緊去醫院。”我攙著大哥，抬頭看著密密麻麻的樓房，卻不知道醫院在哪裡。
“阿洋，我們去二樓那家‘中西診所’，那家便宜。”大哥似乎在不斷打冷戰。一步一步挪到診所後，大哥趴到床上，說不需要麻藥，讓醫生直接縫針，又要來一條毛巾咬住。
“阿洋乖，閉上眼，不要看……”大哥的聲音已經很虛弱，卻抬起胳膊用溫熱的掌心捂住我的眼睛，我趕忙用雙手握住大哥的手腕，想讓他不再擔心。其實，就算大哥不遮住我的眼睛，我也看不清醫生動作的細節，因為淚水早已模糊了我的雙眼。
醫者仁心，他們給大哥打了麻藥才開始縫針。即便如此，幾針過後，大哥渾身仍被汗液浸透，臉上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抑或二者兼有。“阿洋別哭啊，我這不是好好的嗎？”大哥發白的嘴唇還在顫抖，卻想著先給我擦掉眼淚。
醫生說如果傷口沒有感染，兩個禮拜左右就可以癒合，讓大哥平日一定要注意。醫生還塞了一盒糖水罐頭和一包糕點給我，囑咐我以後要好好對大哥。攙著大哥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除了送他喜歡的偵探小說，我還有什麼能為他做的。我似乎想不出任何答案，大哥給我的太多了，以至於我不知道要如何回報他。
由於太過虛弱，大哥顫抖著用鑰匙開了門：“阿洋，不好意思，家裡太亂。我給你拿吃的……”
“大哥，你先趴床上休息吧，我開罐頭給你吃。”想到他為我受了這樣重的傷，回到家還想著找零食給我，我鼻子一酸。
“阿洋怎麼又哭了？這件事，還有我身上的淤青……都別告訴阿媽，我好了以後就去陪你玩，最多讓你等三個禮拜，好不好？”大哥掙扎著抹去我眼角的淚水，看我點頭，才吃下一勺罐頭。
“大哥，我不想回去，我想住在這裡陪你。醫生說要每天塗藥，不然會感染，也會留疤的。”我依然很擔心大哥的傷勢，陪他康復可能是我目前唯一能為他做的事情。
“不行，阿媽和阿叔會擔心的。阿洋乖，大哥等下把你送回家好不好？今天冬至，你要回家吃團圓飯的，對不對？”大哥摸著我的頭，似乎是希望我能像以前那樣妥協。
“那能不能讓阿爸阿媽來接大哥一起回家，以後我可以天天照顧大哥了。”我還是希望能夠和大哥呆在一起。
“這樣會太麻煩阿媽和阿叔的。乖啦阿洋，聽大哥的，好不好？如果以後想找大哥說話，你就打樓下這個檔口的電話，說要找我，好不好？”大哥費力地寫下一串電話號碼。
儘管如此，大哥屢屢拒絕，我甚至有些懷疑他是不是開始厭煩我了。我只好繼續抱著大哥的胳膊討價還價，大哥的父親卻突然回到家，一把推開大哥房間的門，不耐煩地問他怎麼回來了不先煮飯。
“世伯，我是阿洋……”我有些害怕地站起來問候，世伯卻並未看我一眼，他似乎在打量著大哥背上的傷口。
大哥用生硬的語氣喊了一聲“阿爸”，又懇求他幫忙把我安全送回家。世伯冷哼一聲，看了大哥一眼，繼續用不耐煩的語氣讓我跟緊點，走丟了不負責。我捏住大哥寫的字條，偷偷抬手和他告別，他努力擠出一絲笑容，對我揮手。
回家的路上，想著再有三個禮拜就能見到大哥，似乎也算不錯，我對世伯的惡劣態度並未放在心上。可是，直到這件事之後的第四個週末，我攢的錢已經足夠送大哥一套最新出版的偵探小說，他還是沒有出現，也不曾主動聯繫。阿媽問過我幾次，我只好支支吾吾說大哥有事，之後會來的。
第五個週末，我終於忍不住，撥通了那串號碼。“您好，請問可否幫忙找我大哥聽電話？他家沒有電話，和我說有事就打這個電話找他來聽。”因為太過緊張，我竟忘記第一時間把大哥的名字告訴接線的人。
“喂，你大哥叫什麼名字啊？說找你大哥，又不說他叫什麼，我怎麼知道你大哥是誰？”電話那頭開始不耐煩起來。
“對不起……他叫趙添龍，請你和他說是阿洋找他，多謝。”我焦急地等著電話那頭的回音。
“你大哥不在家，敲門沒人應。你搞什麼啊？下次確定有人再打來好不好？開張第一單就沒錢賺，真是多謝你幫襯。”一通連珠炮似的詰問過後，我還沒來得及再次道歉，話筒裡就只傳來“嘀……嘀……嘀……”的忙音。
無精打采地收線之後，我擔心起來，是大哥家裡出了什麼事情嗎？思慮再三，我向阿媽坦白了整件事情，不知是出於推卸責任還是其他的目的，當時我反復強調是大哥不讓我說，因為怕大家擔心他。
阿媽歎了口氣，披上衣服，帶了些營養品就出門了。但她回來之後面色很差，只說還好大哥沒事，對更多細節閉口不提。而我還是天真地等待家裡電話鈴聲響起，等待大哥接到檔口的電話，等待大哥在週末到我家，儘管每一次都是失望。
這之後，阿媽再也沒主動提起大哥，只是會對著家庭相冊裡我們三人的合影失神。
1986年8月，全港華人游泳比賽舉行。在九龍城區報名名單上見到大哥名字之後，我毫不猶豫地報名了那個賽區簽到的志願者。比賽那日，我特地帶了滿滿一書包的零食想送給大哥，但我在現場仔細觀察了所有選手，也沒有見到他的身影。
我從未放棄過撥打大哥寫下的那串號碼，直到有一天，那個電話再也打不通了。之後我又試過許多次，依然未果。
1987年1月14日，電視機播著“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九龍寨城協定”的新聞。想著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去寨城裡找到大哥的機會，我趕忙出門，剛下樓又折返，藏了一把刀在背包裡，以便應對那群古惑仔。
連跑帶走，終於到了寨城，卻發現入口已被警衛把守，一番解釋後，我才被允許入內。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為防止有人趁亂遷入以騙取遷徙補償，寨城的83個出入口當日早已設置警衛。我憑著記憶，繞了一圈又一圈，終於勉強找到大哥的住處。
抬手敲門後，開門的卻是一位陌生人，問我找誰。我問他趙添龍是否住在這裡，如果不是，能否為他的去向提供一些線索。這人乾咳幾聲之後，才茫然地搖頭。我起初以為他面色蒼白是疾病所致，但看到他如此費力地咳嗽，而且指甲縫沾滿白色粉末，我不禁掩鼻後退一步。
不想再遇到“道友”，我只好找到附近看上去正常的幾位住客詢問，從他們的答案中拼湊出一個並不完整的後續：大概半年多之前，大哥的父親因長期酗酒去世，大哥處理完後事退租，從此不知所蹤。
而那個我不願相信的傳言，似乎是真的，大哥在離開之前，的確做過一段時間古惑仔，但因與其他人發生爭執，不歡而散。爭執的原因也並無定論，有人說是他不同意對新搬來的小朋友收保護費，也有人說是分贓不均。我不知道這幾種說法究竟有幾分值得相信，但我更願意相信前者才是真正的原因，我相信大哥是這樣的人。
至於那個公用電話為何早已打不通，是因為那家檔口的老闆終於儲夠錢搬出寨城，得以過上普通市民的生活。
但就算我知道了這些，又有什麼用處？我不知道大哥是什麼時候離開寨城的，也不知道大哥那天後經歷了什麼，更不知道為什麼大哥做出了這些選擇。
不知不覺，我坐在石凳上，抽完了一根又一根煙。天色漸晚，遊客也逐漸散去。摸出煙盒僅剩的一根煙，我突然想到，或許，我與大哥的別離，早已悄然發生，只是我一直沒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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