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3日，世衛正式將香港從疫區內除名，標誌了香港正式從SARS的陰霾裡走出來了。
起初是大家為了每天新聞報導裡的零確紀錄感到振奮，然後是大家都從心底裡懼怕零感染零確診紀錄會被打破而一切推倒重來。後來，終於得到確定後，大家都彷彿舒了一口氣，一口氣已經屏息了四個多月的氣。
不知是否太久沒有趕早課的關係，每天早上六時正起床然後火車就像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情。尤其這已經是炎夏七月中，本來是屬於漫長暑假的。對於大三升大四的我而言，這將會是我大學生涯，或者可以說是我這輩子最的一個暑假了。
雖然2003年過得很苦，但我還是覺得是苦中有一點甜的。
記得上星期的古典文學課堂滙報，我和其他組員動員了可用的人脈，威逼利誘了在同一天滙報的同學，將我們安排在最後一組滙報。
就在劉教授看過我們的滙報，要問的都問完後，我和幾個與教授比較熟的同學便前呼後擁的向他討教關於他最擅長的陶淵明，然後順勢的「護送」了教授回他的辦公室，以免他會堅持留守到所有學生都離開了課室才離開。
其他同學呢？我想應該有一半是知情的，也有一半是不知情的，大概只知道會是有事發生吧，然後都很流暢，流暢得像中小學走火警演習似的，離開了課室。
都是老同學，當然會幫寶文一把的。
據後來我聽回來的，就是課室裡就只有班長和寶文，還有那個已經去到「匯報完結」那一頁的課堂滙報仍然留在那個還未關上屏幕的投射器上。
那是滙報的最後一頁，卻又不是最後一頁。怎樣說呢，這講法似乎有點混亂，而事實上我們有需要爭取成為最後一組滙報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匯報Slides完結後，後面還有幾頁，都是一些寶文發自內心的說話，附夾着過去兩年多的不同活動和回憶。
他們二人單獨相處的時間不多，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但我們一大班人一起行動的時間倒是不少的。那些翻箱倒籠將那些能夠將他們裁剪出來的相片，還有一大堆後製，幾乎都比我們預備古典文學的課堂匯報多了。
班長沒有說些甚麼，只是靜靜的看着寶文拿着那個課堂滙報Slides繼續他今天還沒完成的匯報，然後還向他提問了一些問題。
「比起這些東拼西湊的照片，我建議你還是認真的去學習攝影，影只有我們二人的照片好了。」然後班長笑了，向他說道：「至少不用這麼花這麼多時間做後製。」
在沒有口罩的掩蓋下，寶文能更容易看到班長的表情和笑容，我想比起我那時候在猜雪莉口罩下的表情容易太多了。
SARS的感染率相比起COVID-19已經算低了。根據香港衛生署的統計，香港2003年確診人數是1755人，其中299人死亡。死亡率而言，SARS比起COVID-19高，而且康復後的病人因為治療藥物影響還會有骨枯後遺症。
在2003年，對六百多萬人來說還是以沒有受感染而安全渡過了SARS時期，但當年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失業停課的影響的覆蓋是大的，更甚的是，那些無形的壓力，對日常的改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猜忌，還有當年政治上的亂局......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不局限於受感染的那些人，SARS就是我們那一代的「戰爭」。
2003年隨着時間的推移，總算漸漸地離我人生越來越遠，也帶着那個叫做SARS的，載滿厚厚回憶的行李箱離開了。可是在某年某月某夜，我仍然會發着外出忘了帶口罩而感到緊張和不安的夢。在夢裡，不知何故仍然活在需要帶着口罩的世界，所有人仍然為了口罩緊張，為了在這個人與人之間無法理解的世界裡求存，而我也為了自己為何忘了帶口罩而需要跑回家，並且自責自己的大意。
這不是我們希望重回的惡夢，可是我們偏偏就重發了這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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