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四月，那個度日如年的四月，比起任何一個四月都過得漫長。
對於每天新聞報導不斷更新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還有民間很多不同的、對政府不滿的聲音的新聞，我開始變得麻木。
麻木也許還是很好，更進一步的是我開始有逃避的傾向！
我開始明白，為何有些人總是說經歷過戰爭、或是曾當醫護每天面對著死亡的出現、生命的消逝的情境太多的時候，對人與人之間離離合合，生離死別都好像變得很淡。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他們已經對人變得冷漠了，而是他們「真實」地感受過人的生命的脆弱、人與人之間能相處的時間的緣分，於是，他們更懂得珍惜每分秒相聚的時間。
以前，我對於身邊的家人和朋友也很好，但卻總是抱著那種「時間多的是」的心態。有時候為了和友人外出遠遊、打電玩或是趕功課，總是將一些重要的相聚的時光都忽略了。
經歷了一場SARS，最切身的或許不是病毒的侵襲，畢竟在香港六百多萬人的人口裡，確診的人還是只佔少數，但那種無形的恐懼、不知自己或身邊親友會否能在這裡疫症裡全身而退的那份不安，卻佔據了我們的全部。
但香港人是一種很獨特的，我們並不會因為面對這麼艱難的情況就只懂怨天尤人，也不會一起掀起一片愁雲慘霧。
在逆境下，我們往往更懂得樂觀的重要。
有一次，我在地下鐵車廂裡，雖然已經過了上班時間，但出奇的是人並不算少。
我找不到平常我最喜歡，車卡與車卡之間的地方倚傍，於是唯有扶穩其中一條扶手。
在這疫情期間，除了口罩，我們另一法寶就是「酒精搓手液」。而事實上，在很多機構都不斷強調除了要戴好口罩外，就是盡量避免觸碰公共物件，這當然包括著地鐵裡的扶手桿。
可是，在乘車時如果不是倚靠著或是坐著的，完全不緊靠扶手可能比起觸碰扶手還危險。
那是一種即時的危險：隨時會有站不穩而撞到其他人的危險。
尤其在一些人多的時候，握穩扶手桿就成了附近數個乘客唯一會有「共同接觸」的地方。
你在緊握扶手時，還會做甚麼呢？低頭看電話？打電話給朋友聊天？閉目養神？還是處留意一下車廂裡的事情？
每個人在車廂裡都有不同的打發時間的事情可以做。但當我低下頭在想著其他事的時候，我卻發現扶手桿前來了一雙小鞋子。
小鞋子的主人是一名年約7、8歲的小孩子吧。他的一隻小手就很順理成章的握著扶手桿的最低的位置。
除了我和他之外，這扶手桿上還有約5、6隻手，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輕的、也有中年的，都分別從不同角度伸出手來握著扶手桿。
過了一會兒，那小手的主人拿出了他另外的一隻手，在向著其他在扶手桿上的手數算著。
我開頭不明所以，以為他是在數著有多少人的手，但後來我觀察了一會兒，發覺他是在低聲的數算著：「點~指~兵~兵~點~著~誰~人~做~大~兵…… 」
那是我們小時候定必玩過的小遊戲，就是每個都做著一個Like的動作，豎起手指公一個叠著一個的數的小遊戲。我還記得那時一眾小學一二年級時同學在小息時都愛玩的遊戲。
那小孩子可能也有察覺到我發現他的「惡行」，起初是抬頭望著我，然後很快又垂下頭，再偷偷地望著我。
我當然沒有責難他的意思，反而向他報以微笑。雖然我不肯定在隔著一個口罩的情況，小孩子能否懂得看眉頭眼額的從我的眼神和眉眼可到我是笑著的。
於是，我將自己本來握在太約中間的位置，故意轉移到扶手桿的最上端。
小孩子可能意會到我的動作，然後他又再一次「點~指~兵~兵…… 」起來。
有些日子，你可能會覺得搭地鐵是一件孤獨的事。沒有人會談天、有人會理會旁人，明明一班車上動不動上數百乘客，卻從來沒有互動、從來沒有認識這會事。
但在最難過的日子，這個場景可能又會不一樣！
其他扶手桿上的手，竟然都像我一樣察覺了小孩子的舉動。神奇的是，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在小孩子數過一遍之後，竟然都將自己的手轉移位置，放到不同的次序上。
雖然每個人都隔著口罩，但我卻彷彿看到小孩子、那中年上班族、年輕OL、17歲的中學生、像我這類大學生，每個人都像回到了童年，暫時忘卻了疫情裡沉重心情，都享受著這種原始卻充滿互動的遊戲。
不單是握著扶手的人，我發現旁邊沒有參與，卻也留意到我們頻繁地將手在扶手桿上移來移去的其他人，他們都笑了，有些還附和小孩子一起「點~指~兵~兵......」的一起數起來。
這短暫又快樂的時光，載著我們穿梭於九龍半島至香港島，一直到達了金鐘地鐵站，車廂裡大半的人都離開車廂才停止。
疫症很可怕，但在香港這個可愛的地方，我們更明白用歡笑和樂觀去克服困難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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