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期認識了一個同學，她叫淑娟。
我們都叫她淑娟，儘管她還是與我們一樣，有着一個令人一看就知是香港人的英文名字。想必這也是中學時，老師強迫她要改英文名字（以方便他們呼喝）的時候，而亂翻字典胡亂取下的產物。反正她的英文名字說起來也實在太尷尬（對稱呼者及被稱呼者亦是尷尬！），我們就寧願直呼其名，好像有點過分親暱地叫她「淑娟」。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還是應該配上姓氏，叫她「黃淑娟」較為妥當。始終我的聲線也是太過柔弱，每次叫她「淑娟」，就好像是要準備對情人說情話的狀況。
淑娟和我都是就讀經濟系。經濟系是很受歡迎的學系。因為需求大，供應也自然多，因此我們的同級同學也是非常之多，好像有大概260個，但我認識的同學的數量卻只是在10個至20個中間。始終在迎新營認識了幾個組員（包括淑娟），就好像覺得已經不用為做功課分組時找組員而擔心，於是就懶得再去認識其他的同學。
我想淑娟和我的想法也是差不多。每次上一些我們共同會上的課堂，淑娟也通常坐在我的附近，也不見她與其他同學有甚麼交流。上課其實是挺無聊的。千篇一律。講師用充滿大陸口音的英語講課，手舞足蹈，自己說自己笑。我們坐在觀眾席上，安靜地看着這場表演，估計着講師是在說甚麼。當然，自己閱讀課文會比每天花時間去判斷老師在說甚麼英文字省時及高效率得多，但講師有時會在課堂中突然說一些考試測驗的提示，我們若不在，那就會吃虧了。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年。無無聊聊。沒有甚麼值得紀錄的事。
大學二年級的第二個星期，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課堂中間休息時，坐在我們後面的同學按照慣例地在互相寒暄一番，「很久沒見了！」「這個學期選修了甚麼課？」講堂充滿着熱鬧的氣氛。淑娟和我坐在前排，課堂休息時我們仍在座位上沒有離開。面對着一堆堆的數學符號與圖表，我實在感到十分頭痛，於是就借用了她的手機，希望玩玩手機遊戲（當時的遊戲是內置遊戲，不是App）。她的手機比我的好玩太多了，有一些彩色的運動遊戲，而我的手機只有貪食蛇。
不知怎的，我想按「遊戲」，卻按進了「備忘錄」。我看見裏面有一個列表，叫「組織的缺點」。她看見我看見這個，就緊張地奪回手機，然後大概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我也沒有看見她。之後有一晚，她哭着打給我，說她跟組織的事。
老實說，她跟組織發生過的事，我實在半點兒興趣也沒有。不，應該說，我不止沒有興趣，我是抗拒知道這些事的。只不過，我又沒有勇氣去打斷一個正在哭泣的女子的說話。
那就只好乖乖地扮演樹窿的角色。
有一點要先說清楚的是，組織其實不是組織（organization），而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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