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的枪声，只是一个开始。
随后的“七月危机”，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走向深渊的梦游。最后通牒，总动员，宣战……电报机里传出的每一个词，都在为那台巨大的战争机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
1914年8月初，当德意志帝国对俄国和法国宣战，奥匈帝国紧随其后时，整个欧洲都疯了。
那种疯狂，不是混乱，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充满神圣感的集体亢奋。在布达佩斯，在维也纳，在柏林，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他们挥舞着国旗，高唱着国歌，脸上洋溢着一种即将参加盛大节日的喜悦。年轻的男人们，骄傲地穿上崭新的军装，在火车站与家人告别，仿佛他们不是去屠杀与被屠杀，而是去参加一场骑士间的锦标赛。
“圣诞节前我们就回家！”——这句口号，像一句咒语，回荡在欧洲的每一座城市上空。
最让格奥尔格·卢卡奇感到不解和痛苦的，是知识界，那个他曾寄予厚望的、理性的最后堡垒，也在这场狂热中，率先沦陷了。
他读到，德国93位最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包括物理学家普朗克、化学家能斯特、戏剧家霍普特曼——联名发表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书》。他们庄严地宣告：“没有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就没有德意志的文化……我们德意志军队，与所谓的俄国野蛮人和黑人雇佣军，绝非同类。”
他甚至读到了他所尊敬的作家托马斯·曼的文章。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将这场战争描绘成德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决战，认为战争能净化一个过于物质化和功利化的民族。
整个欧洲的思想界，仿佛都在一夜之间，将国家这个“形式”，高举到了神坛之上。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的“灵魂”，献祭给了这头名为“爱国主义”的利维坦巨兽。
在布达佩斯，情况同样如此。
贝拉·巴拉兹，这位曾经与他一同探讨戏剧与灵魂的挚友，此刻也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充满美学色彩的战争狂想之中。
“格奥尔格，你不明白吗？”在一个傍晚，巴拉兹冲进他的阁楼，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旧世界正在崩塌，一个全新的、更真实的、更具英雄气概的世界，即将在炮火中诞生！我想去前线，我想亲眼看看，当一个人直面死亡时，他的脸上会浮现出怎样的表情！我想看看，战争这最极致的体验，会如何锻造出一个‘新人’（der neue Mensch）！这是一种终极的‘可见的人’的戏剧！”
格奥尔格看着自己这位被“战争美学”冲昏了头脑的朋友，感到一阵无力的悲哀。
“贝拉，”他平静地问，“你所说的那个‘新人’，当他用刺刀捅进另一个‘新人’的肚子时，他的表情，会是审美的吗？”
巴拉兹的脸瞬间涨红了。“你太悲观了，格奥尔格！你总是沉浸在你那些关于罪感和悲剧的哲学里！这是行动的时刻，不是思考的时刻！”
几天后，巴拉兹真的报名参军了。他被分配到一个炮兵部队，即将开赴东线的加利西亚战场。
格奥尔格去火车站为他送行。站台上人山人海，军乐震天响，到处是哭泣的母亲、骄傲的父亲和兴奋的士兵。这是一个巨大的、上演着离愁别绪与爱国豪情的舞台。
“我会写信给你的，”巴拉兹穿着一身不合身的军装，显得有些滑稽，却又意气风发，“我会告诉你，我在前线看到的一切。我会让你知道，你错了。”
“保重，贝拉。”格奥尔格没有与他争辩。他只是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自己的朋友。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火车鸣笛，缓缓开动。巴拉兹从车窗里探出头，向他挥手，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满怀信心地，向着深渊进军。
格奥尔格独自一人，逆着欢送的人潮，走出了火车站。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整个世界所孤立的寒意。
他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并不天真地认为人类可以消除一切暴力。但他无法接受这场战争。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看到，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国家这个抽象的、非人的“形式”，为了自身的扩张，正在无情地吞噬、碾压和格式化无数个体的、鲜活的“灵魂”。
每一个被征召的士兵，无论他是德国的、俄国的还是匈牙利的，都在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个性、思想和情感，变成了一部巨大战争机器上可以随时被替换的零件。他们的死亡，将不会有任何悲剧性的意义，只会被记录在伤亡报告上，成为一个冰冷的数字。
这是一种终极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一种将人彻底贬低为物的过程。
那个夜晚，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判定只能在罪与非罪之间选择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这里的‘罪’，不是去杀戮，而是拒绝参与这场集体性的、被神圣化的自杀。我选择成为一个‘有罪’的人。我选择背负起这份孤独的罪责，来为那些被碾碎的灵魂，做一个沉默的见证。”
他知道，他必须找到其他的“罪人”，其他的“孤独者”。在这个所有人都高呼着“我们”的时代，他必须找到那些依然敢于说“我”的人。
他们必须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建造一艘逃离洪水的方舟，而是为了在深渊的边缘，点燃一堆属于少数派的、清醒的篝火。
这是“星期日俱乐部”成立前夜，最深沉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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