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讯，是以一封加急电报的形式，抵达海德堡的。
当格奥尔格·卢卡奇从邮差手中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片时，窗外的阳光正好，内卡河的水波在墙上投下粼粼的光影。韦伯家的沙龙似乎就在昨天，那些关于“铁笼”与“火花”的激辩，言犹在耳。
他拆开电报，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来自贝拉·巴拉兹：
“伊尔玛投河。速归。”
一瞬间，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阳光变得刺眼，墙上的光影变成了一张嘲讽的鬼脸。他手中的电报，仿佛有千斤重，每一个字母，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灵魂上。
他没有叫喊，没有流泪，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剧烈的情绪。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一种比悲伤更可怕的东西——一种绝对的、冰冷的虚无，瞬间攫住了他。
他脑海里反复回响着伊尔玛最后的话语：“也许，死亡，是我的灵魂能找到的、唯一完美的、永恒的‘形式’。”
他曾以为那是一句充满诗意的、绝望的告别。现在他才明白，那是一份判决书。而他，格奥尔格·卢卡奇，就是那个递上判决书的法官。
他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效率处理了海德堡的一切，登上了返回布达佩斯的最早一班火车。在漫长的、轰鸣的旅途中，他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他不是在赶赴一场葬礼，他是在奔向自己的审判席。
当他终于赶到布达佩斯犹太公墓时，葬礼已经结束了。人们正在散去，伊尔玛的家人穿着黑色的丧服，沉默地站在一块新立起的墓碑前。她的父亲，那位正直的工程师，背影佝偻，仿佛瞬间苍老了二十岁。她的母亲，则在亲戚的搀扶下，早已泣不成声。
没有人看格奥尔格一眼。
但那种沉默，那种无视，比任何直接的咒骂和指责都更具杀伤力。那是一种无声的宣告：你，这个卢卡奇家的儿子，是我们这场灾难的根源，一个我们永远不想再见到的人。
他僵硬地站在远处，不敢靠近。他看到贝拉·巴拉兹向他走来，脸上写满了担忧。
“格奥尔格，你还好吗？”巴拉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却感到手下是一具冰冷的、毫无反应的躯体。
“她……说了什么吗？”格奥尔格的声音沙哑得像是从生锈的铁管里挤出来的。
“没有遗书，”巴拉兹摇了摇头，眼中满是痛惜，“警察说，她走得很平静。格奥尔格，这不是你的错。是这个该死的、保守的、扼杀一切天才的社会害了她！是那些评论家，是那些所谓的权威……”
格奥尔格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他说，声音里有一种可怕的、地狱般的清醒，“你错了，贝拉。是我杀了她。”
“你疯了！”
“我没有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格奥尔格的目光越过巴拉兹，投向那块墓碑。“我把她变成了一个哲学概念的试验品。我用‘灵魂’与‘形式’这些漂亮的词语，为她编织了一个美丽的、却无法抵御现实风雨的囚笼。我告诉她，我们的爱是一场伟大的悲剧，却从未想过，她只是一个渴望温暖和安全的、会痛苦会流血的普通女人。我把我的哲学，强加在了她的生命之上。当她的生命无法承受其重时，就破碎了。”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将成为他一生梦魇的话：
“我是凶手。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凶手。”
他推开巴拉兹，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块墓碑。伊尔玛的家人已经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面对着这最终的、沉默的结局。
墓碑是上好的大理石，上面只刻着伊尔玛·赛德勒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
下面，本该是墓志铭的地方，却是一片空白。
格奥尔格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片冰冷的、空白的石面。他知道，这片空白，就是伊尔玛留给他最残酷、也最深刻的遗言。
它在无声地诉说：你，格奥尔格·卢卡奇，你这个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你这个能言善辩的文论家，你不是最擅长用语言去定义一切，去赋予一切以“形式”吗？现在，请你来为我写下墓志铭吧。请你用你那些漂亮的词藻，来总结我这被你所谓的“伟大悲剧”所吞噬的一生。
他做不到。
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无比苍白、虚伪和肮脏。他所构建的整个《灵魂与形式》的哲学大厦，在这片无字的空白面前，轰然倒塌，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瓦砾。
他没有哭。眼泪，对于他此刻感受到的那种庞大而空洞的罪感来说，是一种过于廉价的奢侈品。
他只是站在那里，任由冬日的寒风吹透他的大衣。他与那片空白对视着，仿佛在进行一场永无终结的、无声的审判。
从这一刻起，格奥尔格·卢卡奇的青春结束了。那个信奉浪漫主义、试图用艺术和爱情来拯救灵魂的青年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背负着永恒罪责、脸上再也见不到一丝笑容的男人。
他明白了，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任何试图仅仅依靠个体精神力量去“修复”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甚至是有罪的。要想为伊尔玛复仇，要想对抗那个杀死了她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他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冷酷、更不惜一切代价的武器。
那片无字的墓志铭，将成为他未来所有思想的起点。他的一生，都将致力于用行动和理论，去填满这片空白。他要寻找一种能够彻底砸碎旧世界的“形式”，一种能够为所有如伊尔玛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讨回公道的终极力量。
无论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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