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维也纳，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
哈布斯堡王朝那双头鹰的徽记，已经从霍夫堡皇宫的旗杆上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奥地利共和国朴素的三色旗。昔日那个统御着五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的首都，如今，成了一个小小的、内陆共和国的“过大的头颅”。街上随处可见因战争和帝国解体而失去一切的旧贵族、前帝国官员和荣誉感扫地的退伍军人。一种属于过去的、辉煌的挽歌，在每一座巴洛克建筑的飞檐下低回。
然而，在这片普遍的失落感之中，又生长出一种崭新的、充满社会主义实验色彩的希望。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市政府，正在推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政改革——建造廉租的“人民庭院”（Gemeindebau），建立普惠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系统。这座城市，因此被冠以“红色维也纳”之名。
正是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涌入了大批来自匈牙利的政治流亡者。他们是那场仅仅持续了133天的红色幻梦的幸存者。他们聚集在廉价的咖啡馆里，靠着微薄的接济和变卖的家当度日，终日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充满痛苦和相互指责的争论。
格奥尔格·卢卡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不再是手握重权的“人民委员”，而是一个被匈牙利国内的白色政权判处死刑的通缉犯。他住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维也纳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思想的洞穴里，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他反思的，不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具体的、血淋淋的失败。他一遍遍地复盘着那133天里的每一个决策。他意识到，他们的失败，固然有外部敌人过于强大的原因，但更致命的，是来自内部的“左派幼稚病”。
他们过于迷信俄国的经验，却忽略了匈牙利完全不同的国情；他们急于推行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政策，却脱离了广大农民和市民的实际需求；他们沉溺于宗派主义的内斗，将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潜在盟友，推到了对立面。
他，格奥尔格·卢卡奇，作为当时的高层之一，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那套关于“文化革命”的激进理念，在当时，不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书生气的“左派幼稚病”吗？
这些痛苦的反思，像一把刻刀，将他思想中那些过于浪漫和唯心主义的部分，一点点剔除。他变得更冷峻，更深沉，也更……现实。
在维也纳，他与昔日“星期日俱乐部”的朋友们重逢了。
他见到了贝拉·巴拉兹。这位曾经的挚友，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曾满怀热情地投身于电影事业，却也因与“红色政权”的瓜葛，而被迫踏上流亡之路。两人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气氛却充满了尴尬。
“我听说过你在前线的事，格奥尔格。”巴拉兹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没有看他，“他们说……你下令枪决了逃兵。”
“是的。”卢卡奇平静地回答，没有做任何辩解。
巴拉兹沉默了。他无法将眼前这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男人，与那个曾经和他一同探讨戏剧与灵魂的、敏感而忧郁的青年联系起来。那道在革命时期产生的裂痕，如今，变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可以谈论天气，谈论维也纳的生活，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进行灵魂的对话。
他也见到了阿诺德·豪泽尔。这位温和的艺术史学者，正在维也纳大学旁听，试图继续他的研究。他对卢卡奇的经历，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式的担忧和惋惜。
“格奥尔格，那一切……值得吗？”豪泽尔轻声问。
“从结果上看，不值得。”卢卡奇回答，“但从历史的进程上看，或许是必要的。它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却无法避免的试错。”
这种冷静得可怕的回答，让豪泽尔感到了寒意。他发现，卢卡奇已经将自己，彻底奉献给了那个名为“历史”的、冷酷的祭坛。
在一些流亡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倡议下，“星期日俱乐部”以一种残缺的、非正式的形式，在维也纳短暂地恢复了。聚会的地点，不再是卢卡奇家那间宽敞舒适的书房，而是某个成员租住的、狭小拥挤的公寓里。
气氛也完全不同了。不再有战前那种纯粹的、无功利的智识冒险。每一次讨论，都充满了失败的创伤，充满了对过去路线的激烈争吵，充满了对未来道路的迷茫。
卡尔·曼海姆不在，他去了德国，据说正在海德堡，与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一起，系统地发展他的“知识社会学”。他似乎用一种物理上的距离，与这场失败的政治实验，划清了界限。
安娜·雷斯尼也不在，她留在了匈牙利，继续进行着危险的地下斗争。
剩下的这些人，像一群遭遇了海难的幸存者，挤在一块小小的木筏上，在历史的汪洋中漂流。
卢卡奇，依然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但他不再是那个提出问题的“苏格拉底”，而更像一个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圣保罗”。他试图从失败的经验中，提炼出新的、更正确的革命理论。
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认为他们对国家的迷信和对议会道路的幻想，是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失败的根源。他也开始批判党内那种纯粹的“经济决定论”，认为仅仅等待经济危机爆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一个有组织的、自觉的先锋队，去主动地、主观地创造革命。
他正在酝酿着一部新的、更庞大的著作。这部著作，将系统地回答那个在布达佩斯和蒂萨河畔，用鲜血和失败向他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全面“物化”了整个社会、连无产阶级的意识都被其渗透和麻痹的时代，革命，究竟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第一问。
而答案，就隐藏在维也纳这些流亡者的争论中，隐藏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隐藏在卢卡奇那颗被失败和罪感反复淬炼的、孤独的大脑之中。
一部名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幽灵，正在维也纳的流亡者圈子里，悄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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