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的风，带着火药和死亡的气息，吹遍了匈牙利平原。
罗马尼亚王国的军队，在协约国的支持下，从东部潮水般涌来。北方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也趁机南下。新生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欧洲的红色孤岛，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布达佩斯的革命热情，在兵临城下的现实面前，迅速冷却。曾经高呼口号的学生，开始躲避征兵；曾经支持革命的市民，因为食物配给的削减而怨声载道。
在革命管理委员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气氛压抑得如同棺材内部。库恩·贝拉用拳头砸着桌子，咆哮着要求将所有力量都投入到前线。
“我们需要政治委员！”他血红的眼睛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委员，“我们需要能用布尔什维克的钢铁意志，去武装我们的军队，去巩固那些正在动摇的战线的同志！”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身上。
“卢卡奇同志，”库恩的语气不容置疑，“你的教育改革可以先放一放了。现在，国家需要你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任命你为红军第五师的政治委员，立刻开赴蒂萨河前线！”
这个任命，比上一次更让所有人感到震惊。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去担任一支军队的政治主官？这简直是拿战争当儿戏。
连卢卡奇自己，也感到了一阵眩晕。但他没有拒绝。他知道，这是他信仰的终极考验。他不能永远躲在后方，用漂亮的理论去指导别人。如果他相信这个政权代表着历史的未来，那么，他就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
他脱下了那身象征着知识分子的黑色西服，换上了一套不合身的、粗糙的红军军服，腰间第一次挂上了一把沉甸甸的斯太尔手枪。他甚至没有时间向母亲和朋友们告别，就登上了开往前线的军用列车。
蒂萨河前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狱。
他所负责的第五师，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里面有少数像安娜·雷斯尼那样坚定的、出身于工厂的工人赤卫队员；但更多的是被强制征召的、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的农民；甚至还有许多旧帝国军队里的投机分子，他们加入红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等待时机叛变。
这支军队士气低落，纪律涣散。面对装备精良、攻势凶猛的罗马尼亚军队，他们节节败退。
卢卡奇，这位前“星期日俱乐部”的主人，现在每天的工作，不再是讨论康德和黑格尔，而是在泥泞的战壕里，检查士兵们的步枪和思想。
他发表了无数次激情澎湃的演说。他用他那充满哲学思辨的语言，向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阐述这场战争的伟大意义。“同志们！”他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高呼，“我们保卫的，不是一块土地，而是一个理念！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希望！我们的每一次抵抗，都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战！我们是历史的先锋，是世界革命的火炬手！”
他的演说，能短暂地鼓舞士气。但当冰冷的炮弹落下，当身边的战友倒在血泊中时，那些宏大的理念，就显得无比遥远。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叫波罗什洛的小镇来临。
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后，第五师的一个团，被彻底打垮了。幸存的士兵，在恐惧的驱使下，开始毫无秩序地向后方溃逃。他们扔掉武器，撕掉红星帽徽，只想逃离这个屠宰场。
溃逃，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如果不立刻阻止，整个第五师，乃至整条蒂萨河防线，都将彻底崩溃。
师长，一位出身旧军队的职业军人，束手无策。他找到卢卡奇，绝望地说：“委员同志，我们完了。除非……除非我们用最严酷的手段。”
卢卡奇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他沉默了。他的脑海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他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想起了本雅明的“神话暴力”与“神圣暴力”。
他知道，他所要做的，将是一种典型的“神话暴力”——为了维护一个法律（军事纪律），为了巩固一个政权（苏维埃），而去剥夺另一个体的生命。这与他曾经批判的、国家机器的暴力，在形式上，毫无区别。
但是，他别无选择。
他想，如果这个苏维埃政权，真的如他所信仰的那样，是那个能够终结一切异化、代表着历史总体性的、唯一的“乌托邦”希望。那么，保卫这个政权，就是最高的、绝对的道德律令。为了这个最高的“形式”，任何牺牲，包括牺牲具体的“灵魂”，都是可以被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
这是一种可怕的、冷酷的、黑格尔式的逻辑。但在此刻，它是唯一能支撑他行动的逻辑。
“集合宪兵队。”卢卡奇的声音平静得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在通往后方的桥头，设置机枪。所有未经许可试图通过的，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然后，他亲自带领一队宪兵，骑着马，追上了那支正在溃逃的部队。
“站住！”他的声音，通过一个铁皮喇叭，在混乱的人群中响起。
逃兵们停了下来，用惊恐和麻木的眼神看着这位戴着眼镜的、书生气的政治委员。
卢卡奇从人群中，随机揪出了八个扔掉了武器、带头逃跑的士兵。他没有审判，没有质问，甚至没有看他们的脸。
他只是对身边的宪兵队长，下达了一个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命令。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立即执行枪决。”
八声枪响，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格外刺耳。那八具年轻的、或许也曾有过梦想和爱情的身体，倒在了泥地里。
溃逃的人群，被这血腥的一幕震慑住了。他们鸦雀无声，空气中只剩下风声和远处传来的炮声。
卢卡奇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他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但他强迫自己，将所有的个人情感——恐惧、同情、罪感——都压制了下去。此刻，他不是格奥尔-格·卢卡奇，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代表着“历史必然性”的、冰冷的工具。
“现在，”他的声音再次响起，冷酷如铁，“回到你们的阵地上去。或者，就躺在他们身边。”
没有人再敢逃跑。士兵们默默地捡起武器，像一群被驯服的牲口，转身向着他们刚刚逃离的地狱走去。
防线，暂时稳住了。
那个夜晚，卢卡奇独自一人，在他的指挥部里。他没有点灯，只是看着窗外那片被炮火映红的天空。他脱下军服，看到自己的双手，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了。他的理论，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用刺刀和子弹，刻在了现实的大地之上。
他为了保卫一个他认为是“善”的理念，亲手施行了“恶”的行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终极问题，他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的对与错，善与恶，将不再由他个人来评判。只有一个存在，有资格对他进行最终的审判。
那个存在，它的名字，叫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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