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巴拉兹，本名赫伯特·鲍尔，与格奥尔格·卢卡奇一样，是奥匈帝国那个“黄金时代”的产物。他出生在塞格德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知名的语言学家和教师。他从小就在德语的严谨与匈牙利语的热情这两种文化中穿梭，这塑造了他性格中独特的双重性。
如果说卢卡奇天生是一个沉思者，一个试图用概念的网去捕捉世界本质的哲学家；那么巴拉兹，则是一个天生的感受者，一个迷恋于生命本身那流动的、可见的姿态的诗人。在他们共同创办塔利亚剧院的青年时代，卢卡奇沉迷于戏剧背后的理念冲突，而巴拉兹则醉心于舞台上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所迸发出的力量。他相信，在语言变得虚伪的时代，人的身体，才是灵魂最后的、最诚实的表达。
正是这种对“极致体验”的渴望，让他在1914年，怀着一种天真的、充满“战争美学”的幻想，自愿走上了战场。他以为自己能看到一出由整个民族主演的、充满英雄气概的宏大戏剧。
然而，加利西亚前线那冰冷的泥浆和无休止的炮火，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一次榴弹炮袭击，让他的一条手臂严重受伤，也让他得以“幸运”地回到了布达佩斯休养。在“星期日俱乐部”的初期，他那来自前线的、充满幻灭感的控诉，为俱乐部奠定了一种悲观的底色。
但战争这头怪兽，一旦吞噬了你，就不会轻易松口。
到了1918年初，帝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能征召的青年早已被送上了前线，现在，轮到那些伤愈者和中年人了。一纸征兵令，再次将巴拉兹从“星期日俱乐部”的烛光下拉走，这一次，他被派往了更残酷的、与意大利人对峙的伊松佐河前线。
那里，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石灰岩山区，是欧洲战场上最不适合人类作战的地方。士兵们不是在平原上冲锋，而是在光秃秃的、如同月球表面般的喀斯特地貌上，为了争夺一个山头、一个碉堡，进行着代价高昂的、毫无意义的消耗战。
几个月后，一封来自前线的、字迹潦草的信，辗转送到了卢卡奇手中。
“格奥尔格，”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此刻正坐在一处用尸体和石块堆起来的掩体里写信。墨水快要冻住了，我的手指也一样。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寄到你手中，也不知道写下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但除了向你倾诉，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你还记得吗？我曾对你说，战争会锻造出‘新人’。我是个多么愚蠢的傻瓜！这里没有新人，只有退化的人。我们不再是人了，格奥尔格，我们变成了某种……穴居动物。我们的世界，被压缩到了只有几样东西：寻找食物，躲避炮弹，从战友的尸体上扒下还算干爽的袜子，以及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像石头一样沉沉睡去。”
“这里没有英雄主义，只有一种生物性的、求生的本能。我们恨意大利人吗？不。我们甚至都看不清他们的脸。我们只恨那些不断把我们推向山顶的军官，恨那些在后方报纸上鼓吹战争的政客，恨这见鬼的、永远刮着风的石头山。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胜利，而是得一场不致命的病，被送回后方医院。”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是麻木。前几天，我身边的一个来自蒂萨河畔的农家男孩，被流弹击中了喉咙。他发不出声音，只是用手死死地捂着脖子，血从他的指缝里涌出来，像一道红色的泉水。我们都看着他，没有人上去帮忙，因为我们知道没用了。我们就那样看着他，在雪地里抽搐，慢慢变冷。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悲伤，没有同情，甚至没有恐惧。就像在看一棵树倒下。那一刻，我知道，我灵魂里的某种东西，已经彻底死掉了。”
这封信，在“星期日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被公开诵读。当卢卡奇读完最后一句时，房间里一片死寂，只能听到窗外寒风的呼啸和蜡烛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
巴拉兹这封来自地狱的信，以一种任何理论都无法比拟的、残酷的真实性，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安娜·雷斯尼的眼中噙着泪水，但她的声音依旧坚定：“这……这正证明了我的观点！士兵们已经自发地产生了对战争的仇恨！他们只是缺少组织，缺少一个能将这种朴素的仇恨，转化为自觉的、革命性的阶级意识的先锋队！他们需要的，就是布尔什维克！”
卡尔·曼海姆却摇了摇头，他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安娜，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巴拉兹信中描写的，是一种彻底的、非政治化的‘麻木’。这不是革命的前奏，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死亡。你如何能在一个已经‘心死’的躯体上，点燃革命的火焰？强行注入一种外部的、过于激进的意识形态，会不会导致更可怕的排异反应？”
所有人都看向了格奥尔格·卢卡奇。因为这个问题，最终又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理论与现实，形式与灵魂。
格奥尔格没有立刻回答。他将巴拉兹的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这封信，让他想起了很多。他想起了《小说理论》中那个孤独的、在世界上找不到意义的“寻找者”。巴拉兹和他的战友们，不正是这种“寻找者”最极端的、现实的版本吗？他们被抛入了一个绝对荒谬的、被上帝和人类理性双重抛弃的世界，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失去了意义。
而安娜所说的那个“先锋队”，那个布尔舍维克党，它所提供的，不正是那个失落的“意义”吗？它像一个新的教会，为这些迷途的羔羊，提供了一个宏伟的、关于最终救赎的叙事。
但是，曼海姆的疑虑也是致命的。巴拉兹信中描写的那些麻木的、只想着活下去的士兵，他们真的渴望被“拯救”吗？他们那疲惫不堪的、已经被战争彻底掏空了的“灵魂”，还能承受得起一场新的、更激烈的革命风暴吗？
理论家在书斋里构想的、纯粹的“阶级意识”，与战壕里那个具体的、只想搞到一双干袜子的士兵的真实意识，这之间，隔着一条何等宽阔的、由鲜血和苦难构成的鸿沟？
格奥尔格感到，自己离那个最终的抉择，又近了一步。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做出这个抉择之前，他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他所要投身的那个“集体”，那个“阶级”，究竟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总和，还是仅仅是理论家们为了填补上帝死后的空白，而创造出来的、又一个冰冷的哲学偶像？
这个问题，将直接决定他未来的命运，是成为一名革命的圣徒，还是又一个“形而上学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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