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下的第一次聚会，像一颗投入格奥尔格·卢卡奇内心死水中的石子，激起了持续不断的涟漪。巴拉兹的幻灭，曼海姆的冷静，豪泽尔的精妙，尤其是安娜·雷斯尼那充满革命激情的质问，都让他意识到，仅仅停留在对个人罪感的形而上学反思中，是远远不够的。
他需要一个更宏大的理论框架，来安放他个人的悲剧，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疯狂。
于是，在1915年那些漫长而黑暗的日日夜夜里，他将自己重新锁回了阁楼。这一次，他不再是沉溺于痛苦，而是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智识远征。他要写的，不再是关于个体灵魂与艺术形式的随笔，而是一部关于整个现代文明精神命运的诊断书。
这部诊断书，以一种看似奇怪的形式出现——一本关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理论著作。
他铺开稿纸，在第一页的开头，写下了一句奠定全书基调的话：
“幸福的时代，是那些星空能回答人类所有问题的时代……它们的道路，由星光照亮。”
他想起了在佛罗伦萨的阳光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属于乔托和但丁的、和谐完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天上的星空（神圣秩序）与地上的道路（人生意义）是完美统一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史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但我们这个时代，”他继续写道，“天空不再有神祇，星光不再能指引道路。我们被抛入了一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这是一个‘绝对罪孽的时代’。”
他想起了韦伯那冰冷的“祛魅”诊断，想起了伊尔玛那无字的墓志铭，想起了巴拉兹在前线看到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他意识到，现代人的本质，就是“无家可归”。我们失去了那个精神上的故乡，那个意义的源头。
那么，在这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上，史诗死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小说，”他在稿纸上写下这个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它是对那个失落的、总体性的世界的乡愁。小说的形式，本身就证明了我们与世界的疏离，以及我们对和解的徒劳渴望。”
他开始分析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他认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第一个现代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疯子，试图用早已过时的骑士理想（一种旧的“魂”），去对抗一个散文化的、平庸的现实世界（新的“形”）。他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可笑而失败的。
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则是最后两位试图在小说中重建一个“总体性”世界的巨匠。他们试图描绘整个社会的全景，但他们的主人公，无论是拉斯蒂涅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最终都发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因此，小说的主人公，”他得出了核心的论断，“本质上是一个‘寻找者’。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体，在一个偶然的世界里，进行一场‘恶魔般的’（demonic）探索，去寻找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清晰描述的、失落的家园。这场探索，注定没有结果。”
当他写下“恶魔般的探索”这个词时，他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伊尔玛。他们不也曾进行过一场这样的探索吗？试图用爱情和哲学，去对抗整个世界，去构建一个灵魂的家园。而最终，这场探索，以最惨烈的方式，证明了它的不可能。
几个月后，手稿初步完成。在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将这份名为《小说理论》的手稿，放在了俱乐部聚会的圆桌上。
这一次，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
“格奥尔格，我必须说，这是一部天才的、但也是一部极度悲观的著作。”卡尔·曼海姆率先发言，他习惯性地用指尖敲着桌面，“你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框架，从史诗到小说，从和谐到分裂。但是，你的结论似乎是封闭的。如果说现代人的探索注定失败，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讨论，不都成了一种先知其败局的、自虐式的姿态吗？”
阿诺德·豪泽尔则赞叹于其理论的精妙：“不，曼海姆，我认为格奥尔格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揭示了‘形式’本身的意义。小说这种文体的‘反讽’（irony）结构——即作者既同情主人公的探索，又清醒地知道其必然失败——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现代精神状况最精确的造型。我们都是自己生活中的‘反讽家’。”
“我不同意！”安娜·雷斯尼的声音像以往一样，充满了挑战性，“先生们，我尊重格奥尔格的才华。但这本关于小说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一座用最精美的词藻建造的、华丽的象牙塔！它充满了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乡愁，充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力感和悲观主义！”
她站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格奥尔格：“你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寻找者’，他的探索注定失败。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新的‘主人公’，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他不是在进行‘恶魔般的’探索，而是在进行一场科学的、有组织的、旨在彻底改造这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的革命实践！他的史诗，不是写在书本里，而是用鲜血和行动，写在大地之上！你的理论，对这场正在发生的、真正的史诗，保持着高贵的、可耻的沉默！”
安娜的批判，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切中了《小说理论》最核心的、也是最脆弱的部分。
格奥尔格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无法反驳。因为安娜所说的那种新的可能性，那种来自现实的、集体的、革命性的希望，正是他这部充满个人主义和悲剧色彩的著作所无法容纳的。
他意识到，《小说理论》或许是他对自己过去——那个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影响的、那个与伊尔玛共同进行“恶魔般探索”的自己——最深刻的总结和告别。
但它无法指向未来。
要走向未来，他必须走出这座由他亲手建造的、关于小说的、美丽的理论坟墓。他必须去直面安娜·雷斯尼提出的那个问题：当个人的、悲剧性的探索走到尽头时，那条通往集体的、革命性的救赎之路，究竟在何方？
这个问题，将成为“星期日俱乐部”下一阶段所有讨论的核心。而格奥尔格·卢卡奇，这位“小说理论家”，正站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上。
ns216.73.216.176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