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秋天，奥匈帝国这艘巨大的破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没。前线全线崩溃，国内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维也纳的皇帝已经失去了对大部分疆域的控制。布达佩斯的街头，充满了溃败的士兵、激进的学生和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市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末日与新生交织的、狂热而又危险的气息。
“星期日俱乐部”的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他们像一群挤在即将倾覆的船舱里的乘客，试图在最后的时刻，为这场巨大的灾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冷静的分析框架，而安娜的“革命乌托邦”则提供了一种激情的行动指南。两者之间的张力，几乎要将这个小小的团体撕裂。
就在这时，一封来自中立国瑞士的信，像一只神秘的渡鸦，落在了他们中间。
信是寄给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寄信人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瓦尔特·本雅明。信的作者在信中说，他是通过他们在柏林的共同朋友、研究德国巴洛克悲剧的学者弗洛伦斯·凯尔斯，得知了卢卡奇和他的朋友圈子。他听闻他们正在探讨关于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因此冒昧地寄上自己的一篇习作，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指教。
信的措辞谦逊而有礼，但附在信后的那篇题为《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 alt）的论文，却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先知般的力量。
卢卡奇独自一人，在他的阁楼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勉强读完了这篇不过二十页的文章。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智识闪电击中的眩晕。这篇文章的行文风格，与他所熟悉的任何一种学术写作都截然不同。它既不像德国学院派那样逻辑严谨、层层推导，也不像法国文人那样辞藻华丽、汪洋恣肆。它的语言，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箴言式的、仿佛直接从某种神圣启示中翻译过来的语言。每一个句子，都像一颗打磨过的钻石，坚硬、致密，折射出无数个令人困惑却又着迷的切面。
他完全被这篇文章俘获了，也彻底被它搞糊涂了。他知道，他必须把这篇文章，带到“星期日俱乐部”去。
那个星期日，烛光下的书房里，气氛格外凝重。卢卡奇将本雅明的文章，一字一句地、缓慢地读给众人听。
“……对暴力的批判，必须从法律领域开始。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权（Rechtserh altung）与立法（Rechtsetzung）。一切服务于这两个目的的暴力，无论它是来自国家机器（如警察执法），还是来自个人（如正当防卫），我称之为‘神话暴力’（mythische Gew alt）……”
“神话暴力？”豪泽尔皱起了眉，“这个词很奇怪。为什么是‘神话’？”
“我猜，”卢卡奇思索着回答，“因为这种暴力，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诸神一样，它划定界限，分配命运，制造罪与罚。它创造了一个秩序，但这个秩序本身，却是建立在任意的、不容置疑的力量之上的。国家的法律，不就是这样吗？”
他继续往下读：
“……‘神话暴力’是流血的，因为它直接作用于生命，并带来罪责。但，是否存在另一种暴力？一种不以立法和维权为目的的、纯粹的暴力？一种不流血的、不带来罪责的暴力？我称之为‘神圣暴力’（göttliche Gew alt）。”
“不流血的暴力？这怎么可能？”安娜·雷斯尼立刻表示怀疑，“暴力就是暴力，它必然意味着毁灭和牺牲！”
“别急，安娜，听下去。”卢卡奇示意她安静，继续诵读本雅明的文字。
“……‘神圣暴力’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法律，而是废除一切法律。它不是为了确立新的界限，而是为了摧毁所有界限。它不是为了惩罚罪人，而是为了赦免。在高乃依的悲剧中，君主拥有的赦免权，就是这种‘神圣暴力’的微弱回响。它以一种非理性的、奇迹般的方式，中断了法律那套冰冷的因果链条。”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曼海姆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区分！‘神话暴力’，无论是国家的暴力还是革命的暴力，都还停留在‘法’的层面，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而本雅明所说的‘神圣暴力’，它根本不关心秩序，它是一种纯粹的‘中断’（Unterbrechung），一种对整个游戏规则的彻底否定！它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神学性的！”
“是的！神学性的！”卢卡奇感到自己的思路被点亮了，“本雅明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一个例子——上帝对可拉一党的惩罚。上帝没有审判他们，没有给他们定罪，而是让大地裂开，将他们连同他们的所有财产，活活地吞了下去。这是一种纯粹的、不留痕迹的、废除式的暴力。它不创造新的法律，它只是在彰显一种绝对的、神圣的正义（Gerechtigkeit）。”
解读会陷入了高潮。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工具，去撬开本雅明思想的坚果。
豪泽尔认为，这就像巴洛克艺术中那种“废墟”的意象，它不是为了建造，而是为了展现一切尘世之物的虚无。
安娜则困惑地发现，她所信奉的、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在本雅明的框架下，似乎仍然属于“神话暴力”的范畴，因为它同样是为了“立法”。
而卢卡奇，则感到了最深刻的、直抵灵魂的震动。
本雅明的思想，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那扇、连他自己都快要遗忘的、通往神秘主义的门。他想起了他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苦苦思索的那个“奇迹的时刻”——灵魂通过自我毁灭，来中断现实世界的因果链条。本雅明，似乎为这种“奇迹”的降临，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历史哲学层面的可能性！
“神圣暴力”，不就是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能够彻底砸碎韦伯“铁笼”的终极力量吗？它不是通过改良，也不是通过一场简单的政治革命，而是通过一种近乎弥赛亚降临般的、天启式的“中断”，来终结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充满罪责的“神话”时代！
这是一种何等迷人，又何等危险的思想！它将革命的希望，从对一个政党或阶级的信仰，提升到了对某种神圣天启的期盼。
那个夜晚，聚会结束后，卢卡奇独自一人，在烛光下，给那位素未谋面的瓦尔特·本雅明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他在信中写道：“……您的文章，像一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迷宫。您所区分的两种暴力，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我们在这里，正争论着是该修补这艘正在沉没的破船，还是该登上另一艘驶向乌托邦的船。而您，却在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应该期盼的，是一场能让所有船只都消失、让海洋本身都改变的、神圣的风暴……”
这封信，开启了两位二十世纪最深邃的头脑之间，一段充满了误解、共鸣和悲剧性张力的友谊。
而“星期日俱乐部”的思想光谱，也因为这颗来自瑞士的“神学陨石”，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与复杂。在“改良”与“革命”这两极之外，一个第三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天启”的维度，被悄然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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