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期日俱乐部”那间烛光摇曳的书房里，阿诺德·豪泽尔常常扮演着一个沉静的聆听者。当卢卡奇在哲学的云端进行着弥赛亚式的翱翔，当曼海姆在社会学的棋盘上冷静地排兵布阵，当安娜·雷斯尼用革命的激情呼唤着街垒时，豪泽尔总是在一旁，用他那艺术史学者特有的、敏锐而细腻的目光，观察着这一切。
他不像卢卡奇那样背负着形而上学的罪感，也不像曼海姆那样拥有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野心。他唯一的、也是终生的挚爱，是艺术。是乔托壁画上那朴素的人性，是伦勃朗光影里那深邃的灵魂，是德拉克洛瓦笔下那浪漫的激情。
然而，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感到了一种深刻的焦虑。他所钟爱的艺术史，那门研究着过去的美好与和谐的、优雅的学科，在当下这场血与火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不合时宜。他该如何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如何证明，理解一幅15世纪的祭坛画，与理解一场正在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为他带来答案的，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安塔尔。
安塔尔与豪泽尔，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出身于富裕的匈牙利犹太家庭，都对艺术史爱得深沉，都曾在欧洲最好的大学里接受过最顶尖的学术训练。但安塔尔的性格更为外向、思想更为激进。他像一块棱角分明的岩石，而豪泽尔则像一块被水流打磨得温润的卵石。
安塔尔的到访，为俱乐部带来了一股来自“维也纳学派”的、严谨而新鲜的空气。
“阿诺德，我的朋友，”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安塔尔与豪泽尔并肩走在多瑙河畔，他裹紧大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锐气，“我们不能再像我们的老师们——像德沃夏克和沃夫林那样——去研究艺术史了！”
他提到的，是当时艺术史领域的两位泰斗。马克斯·德沃夏克主张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角度去理解艺术，而海因里希·沃夫林则发明了一套关于“观看方式”的形式主义分析法。
“‘时代精神’？这是一个多么模糊、多么唯心主义的概念！”安塔尔激动地挥舞着手臂，“仿佛艺术风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沃夫林的‘形式分析’，更是把艺术品变成了一具具没有灵魂的、可以被分类解剖的尸体！他们都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
“那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豪泽尔温和地问，他知道，这正是自己苦苦思索的问题。
“是社会！是阶级！是经济基础！”安塔尔的声音斩钉截铁，“阿诺德，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任何一种艺术风格，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特定社会阶层的世界观，通过视觉形式，所做的最诚实的表达！”
他停下脚步，指着远处山顶上那座宏伟的、哥特式的马加什教堂。
“你看那座教堂。它那高耸入云的尖顶，那指向天国的垂直线条，那透过彩绘玻璃洒下的、神秘莫测的光线……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建筑美学吗？不！这是中世纪封建贵族和神权阶级世界观的完美体现！它告诉你，尘世是无价值的，唯一的真实，在那个彼岸的天国。它用石头，来宣讲一套等级森严的、神学化的意识形态！”
他又指向不远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贵族宫殿。
“再看那个。它那雄伟的、充满动感的、极尽奢华的装饰，又是为谁服务的？它服务于那些在‘三十年战争’后崛起的、需要用绝对的权威和排场来震慑人心的专制君主和天主教会！巴洛克艺术，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画！”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豪泽尔心中的迷雾。他一直都模模糊糊地有这种感觉，但从未像安塔尔这样，用如此清晰、如此具有穿透力的语言，将它系统地表达出来。
那个星期日，安塔尔作为客人，参加了俱乐部的聚会。他的发言，让所有人都感到耳目一新。
他对卢卡奇说：“格奥尔格，你那本《小说理论》非常精彩。但你谈论的‘被上帝抛弃的世界’，这个‘上帝’，不就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吗？而你所说的‘小说’，不正是那个新兴的、充满个人主义和内在性的资产阶级，为自己找到的文学形式吗？”
他又对曼海姆说：“卡尔，你的‘知识社会学’很了不起。但你是否想过，艺术史，可以为你的理论，提供最丰富、最具体的案例？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个‘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视觉化石。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幅画的构图、色彩和题材，来重构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整个世界观。”
安塔尔的理论，像一条坚固的桥梁，将俱乐部里宏大的社会哲学思辨，与具体的文化艺术现象，完美地连接了起来。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维也纳学派严谨的风格分析方法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门全新的学科——“艺术社会史”。
这门学科认为，艺术并非天才灵感的产物，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艺术史，不再是关于天才和杰作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留下的痕迹的历史。
豪泽尔被彻底说服了。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那条，能让他安身立命的道路。他可以继续研究他所钟爱的艺术，但他的研究，将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象牙塔游戏，而是一种深刻的、旨在揭示历史真相的社会批判。
然而，他与安塔尔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安塔尔，是一个更彻底的、甚至有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倾向于将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建立一种近乎一对一的、机械的对应关系。
而豪泽尔，则保留着一丝人本主义的、属于旧时代文人的温情。他迟疑地问：“弗雷德里克，我同意你的大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还原为阶级，那么，艺术中那些超越时代的、共通的人性价值——比如爱、死亡、痛苦——又该如何解释？米开朗基罗的伟大，难道仅仅因为他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资产阶级的上升意志吗？”
这个问题，安塔尔无法完美地回答。
而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一生友谊与论战的起点。他们将共同开创“艺术社会史”这片广阔的领域，但也将永远在“历史决定论”与“人性普遍性”这两极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充满张力的对话。
对“星期日俱乐部”而言，他们的到来，意味着这个小小的思想共同体，已经拥有了足够复杂的、能够解剖这个世界的所有武器：卢卡奇的哲学思辨，曼海姆的社会学诊断，巴拉兹的媒介文化感知，安娜的政治革命热情，以及现在，豪泽尔和安塔尔的艺术社会史分析。
这艘小小的方舟，已经装备齐全。现在，它即将驶入历史最汹涌的波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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