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赌场那扇沉重的橡木门后走出的那个夜晚，格奥尔格·卢卡奇第一次品尝到了绝对自由的滋味。那滋味，一半是挣脱枷锁的狂喜，另一半，是坠入深渊的恐惧。父亲那句“不会为一个克朗投资”的通牒，像一把冰冷的钥匙，锁死了他过往二十多年优渥生活的退路。
回到圣伊什特万大道的公寓，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一夜无眠。他意识到，他那场关于“灵魂共和国”的豪赌，第一张牌，就是他自己的生存问题。一个连面包都无法保证的思想家，其思想还有何力量可言？
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第二天清晨，母亲阿黛尔·韦特海默敲开了他的房门。
与丈夫约瑟夫那钢铁般的实用主义不同，阿黛尔的身上保留着旧式维也纳知识阶层特有的、对文化艺术的敏感与温情。她或许无法完全理解儿子那些深奥的哲学，但她能感受到儿子灵魂的痛苦。她没有多言，只是将一个绣着家族徽记的丝绒钱袋放在了格奥尔格的书桌上。
“这笔钱，是你外祖父留给我的一部分嫁妆，”她轻声说，避开了儿子的目光，“不经过你父亲的账户。用它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但，哲尔吉，这只够你应急。你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母亲的举动，是雪地里的一把火，温暖却不足以燎原。真正为他指明道路的，是一份来自匈牙利文化与教育部的文件。
凭借着在柏林大学的优异成绩和齐美尔教授的推荐信，他成功申请到了“艾特沃什·约瑟夫学院”的一笔海外研究奖学金。这是匈牙利政府为了培养能与西欧顶尖头脑相抗衡的本国精英而设立的项目，是官方认可的、通往学术殿堂的门票。
这个消息让约瑟夫·卢卡奇陷入了两难。他无法反对一项由国家资助的、如此体面的荣誉，否则会在他极力维护的上流圈子里显得小气而无理。他只能默认了儿子的选择，心中暗自希望，德国最严谨的学术训练，能将儿子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拉回来。
于是，在1909年的春天，格奥尔格·卢卡奇带着母亲的“秘密资金”和国家的奖学金，踏上了前往海德堡的旅程。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寻求庇护的迷惘青年，而是一个手持地图、目标明确的探险家。他的目的地，是那座名为马克斯·韦伯的“智力活火山”。
海德堡，与柏林的工业紧张和布达佩斯的帝国忧郁截然不同。这座古老的大学城，静静地依偎在内卡河畔，红褐色的砂岩古堡在山顶上俯瞰着鳞次栉比的哥特式屋顶。空气中弥漫着书卷、啤酒花和湿润青苔混合的味道。这里没有工厂的轰鸣，只有教堂的钟声和学生们的辩论声。这里是思想的国度，是“德国精神”的雅典。
凭借齐美尔教授的亲笔推荐信，格奥尔格很快就敲开了齐格尔豪泽大道旁一栋别墅的大门。这里是马克斯·韦伯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妻子玛丽安娜的家。
每周日的下午，这里都会举办海德堡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聚会。
格奥尔格第一次参加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这与齐美尔在柏林的沙龙那种充满艺术气息和即兴火花的氛围不同，韦伯家的客厅，更像一个严酷的思想角斗场。
客厅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巨大的书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主人马克斯·韦伯因几年前的精神崩溃，很少亲自授课，但在这个沙龙里，他就是绝对的中心。他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胡须，眼神中有一种能够洞穿一切虚饰的锐利。当他开口时，整个房间都会安静下来，他那洪亮而充满激情的声音，仿佛能将最复杂的社会学概念，都灌注进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格奥尔格看到，围坐在韦伯身边的，是当时德国思想界的璀璨群星：神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他正与韦伯激烈地争论着宗教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年轻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的表情严肃，试图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理解人的“极限情境”；还有韦伯的弟弟，同样是社会学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
他们讨论的话题，从俄国革命的前景，到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再到美国清教徒的经济行为模式。这里的每一次对话，都要求参与者拥有惊人的知识储备和严密的逻辑能力。闲聊和感性的抒发，在这里是不可想象的。
格奥尔格，这个习惯于用文学随笔形式思考问题的匈牙利青年，在这里感到了自己的“异质性”。他的“魂”与“形”的理论，在这里显得过于诗意，缺乏“科学”的证据。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地聆听，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周围那些高密度的思想。
他观察着韦伯。他发现，这位智者身上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矛盾。他用最冷酷的理性去解剖这个世界，揭示出“理性化”将无可避免地把人类带入“铁笼”的宿命；但同时，他的言谈举止中又充满了对政治行动和个人责任的巨大热情。他仿佛是一个亲手设计了监狱，并把自己关了进去，却又拼命在墙上寻找裂缝的囚徒。
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讨论的主题转向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位年轻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像科学家一样客观地描述社会。
韦伯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声音如同雷鸣：
“‘价值中立’（Wertfreiheit）！是的，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我们不能把讲台变成布道的圣坛！但是，”他忽然停下，用手指着那位学者，“这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时，可以像懦夫一样放弃自己的立场！在认清了这个世界的诸神之争后，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必须选择你自己的‘神’，并勇敢地、清醒地去为他服务，承担其后果！这是一种理性的决断，一种英雄的宿命！”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格奥尔格的内心。
他猛然明白了。韦伯的“铁笼”理论，并非一种让人绝望的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最严酷的背景，一种“英雄主义”得以可能的前提！正因为世界是冰冷的、祛魅的，正因为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上帝保证的意义，所以，个体的“选择”和“担当”，才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悲剧性的分量。
他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知道，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必须带着他自己的问题，他那关于“灵魂与形式”、关于“悲剧”的思考，去与这位海德堡的智者，进行一次正面的对决。
他举起了手，准备发言。整个客厅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沉默了许久的年轻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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