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法律是否可以完全地彰顯公義？我認為不能。法律只是一個社會規範，反映了座社會大部分人所共同認同的道德原則。要用律法去彰顯公義，我們強調法治。法治的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普遍的法治社會往往於第三層止步，因為法治本身的漏洞至使所謂的正義未必能彰顯於法庭之內，有些真正的犯人因證據不足或有資本聘用能言善辯的律師為自己洗脫罪；有些人至死仍於牢中高呼自己無辜。既然法律之內有些公義未能達至，那麼人是否有權於法律之外按自己的標準及手法去執行自己的主觀公義？阿加莎 （Agatha Christie）的《無人生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為我們帶出了這個爭議。有別於其他推理或懸疑的解讀，故事中引出的執行公義的哲學問題更應值得探討。

正派或是反派？

有十個不同社經地位的人不約而同地前往一個小島別墅，加上別墅僕人共十二人困在小島之中。第一天的晚上，擴音機傳出一把聲音，宣判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戴罪之身。當場有人選擇為自己的罪辯解（例如，醫生謊稱殺人是醫療事故，但事實上是他酒後動手術）；有人選擇直言不諱（如傭佣兵直言在一次種族戰爭中殺了二十一人）。即使人人各懷心事，亦沒有把自己的罪當一回事。在緊接著的日子，他們相繼死去。直至最後女主角畏罪自殺，本來已經「死」去的法官出現在女主角面前，在親手殺她之前，娓娓道來了真相：他想親手制裁法律制裁不了的罪犯。如果用一般理解，屠殺別人的是反派，而爭取公義的是正派，那麼我們將如何定位法官呢？

人是否有權於法律之外執行公義？

故事中，法官所犯之罪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定某疑犯有罪，因為法官看過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犯罪過程。而法官把對那疑犯的裁決應用於那十一人之上。如果從功利主義出發，法官的行為是合乎道德，因為從結果論的角度而言，公義得到彰顯，犯罪之人為其罪行付上了代價，但到底法官的做法是否可以合理化？

法律之外的道德標準有客觀性嗎？

如果把法律定位為社會共同認同，或大部份人所認同的道德標準，那麼其客觀性必然比起人對同樣事件的標準為高。法官賦予自己的角色是執法者，他所依賴的標準是出自自身的判決，他認為你有罪，你就要被殺。這種主觀的判斷是危險的。因為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解讀、對同一行為的道德標準亦有分別。故事中，有位將軍殺害了自己的部下，因為發現了妻子與他有一腿，那麼將軍在法官眼中當然被判了死刑，在小島上被殺，但在我的解讀中，將軍的妻子與部下難道沒有責任嗎？如果說法官要殺將軍理由，是因為他向部下行了私刑，那麼豈不是與法官本質無異？那麼憑什麼法官可以說服自己用主觀的標準去判別人的行為，向所謂有罪之人施予懲罰呢？故事的創作可以使人從超然的角度了解事物，正如作品以第三者的維度交代每個人的罪行、犯罪動機、犯罪心態等，但現實中是否有人可以如此透徹了解一件事的前因後果或來龍去脈可以如小說或電影中那麼超然？既然不可能，憑什麼法官的判準就代表公義？

用不公義的行為而達到的公義是否可以合理化？

殺人，普遍社會都認為殺人是不合道德的行為。社會契約論者John Locke指人有生命、自由、健康、財產之權，政府的出現是要保障它們不被侵犯，而社會契約就像人與人的一張無形合約，指明我們願意尊重他人的那些權力並放棄一些自然狀態下的自由（例如，自行裁決的自由），把它們交給國家，換取保障生命、自由、健康、財產之權。如果從社會契約論去解讀犯罪，那麼就好像我偷了你東西，我破壞了我與人之間的無形合約，基於誠信問題，你以外的別人都不會相信我，所以一併把我與所有人的社會契約銷毀。基於我與所有人的社會契約銷毀，國家已無責任去保障我的生命、自由、健康、財產之權，但國家仍要保護其他人，所以人犯罪，他/她被奪去生命（死刑）、自由（坐牢）等是十分合理。但法官有別於國家，他所代表的是個人而非集體意志，他殺人，他本身也是個殺人犯；他是彰顯公義的人，但他同時在違犯公義。曾有一聖經故事：上帝容忍不了世上的惡，用洪水淹大地，不少人因而死亡，但同時聖經故事中指出了十誡當中有不可殺人的律法，那麼用洪水殺人是否公義？如果不公義，那麼所謂的上帝只不過是個殺人犯；如果公義，那麼所謂的上帝只不過是雙重標準主義者。

《無人生還》描繪了一位具爭議的角色，在法官身上體現的矛盾相當值得斟酌。那麼，到底人是否有權於法律之外執行公義呢？